第五章 心效忠臣 勇于谏诤
《高岑三廉薛氏族谱》收录有薛令之所作的《唐明皇命吟屈轶草》，诗中有言：“纶言为草芥，臣为国家珍。”皇帝的声音被视为草芥，臣子才是国家的珍宝。这足以体现当时唐玄宗从谏如流，薛令之备受重用以及君臣间融洽的氛围。
开元之盛
先天元年（712年），睿宗李旦禅位于李隆基。李隆基于长安太极宫登基称帝，取得了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他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后人评史，认为“开元之盛，汉宋莫及”。杜甫诗对这种盛唐气象就有极生动的描绘：“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百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
“开元盛世”的缔造，与李隆基广纳贤才，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是分不开的。
姚崇文武双全，历经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个皇帝，三次拜为宰相，并兼任兵部尚书。姚崇拜相后，佐理朝政，革故鼎新，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他从整饬制度入手，罢去冗职，选用官吏，并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注意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姚崇曾问紫微舍人齐浣：“我为宰相，可以和什么人相比?能比得上管仲、晏婴吗? ”齐浣道：“管仲晏婴所行政策虽不能传诸后世，但在他们执政时期却能一直保持。您所制定的法度则随时更改，从这一点来看，您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问：“那我是个怎么样的宰相? ”齐浣道：“您是个救时之相。”意思是说姚崇只是拯救时弊的宰相。姚崇大喜，拍腿而言道：“救时之相，也是不容易得到的。”
姚崇之后，宋璟接替为宰相，他以择人为务，随才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他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为玄宗所敬惮，虽不合意，也勉强采纳。
姚崇、宋璟相继做宰相，姚崇擅长应变以达成效果，宋璟善于遵守法度不偏不倚，两人的志向和操守不同，但同心协力辅佐玄宗，使得赋税、徭役宽大而公平，处刑用罚清明而减省，百姓富庶。史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可以说，唐代的贤相，前有唐太宗时期的房玄龄、杜如晦，并称房杜；后有玄宗朝的姚崇、宋璟，并称姚宋。旁人莫及也!
开元前期，政治清明，任用贤能，经济迅速发展，使得天下大治，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开元年间的繁荣景象，自然是唐朝百余年来社会发展所积累的成果，并不是唐玄宗君臣一时所能创造出来的奇迹，但这与唐玄宗君臣的孜孜求治，政治清明，也是分不开的。开元年初，唐玄宗曾命人烧毁宫内一批珠玉锦绣，表示不再用奢华物品。唐玄宗于这段时间甚为节俭，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后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他又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一改武则天以来后宫的奢靡之风。他还命令宇文融清查全国的逃亡户口及籍外田地，共查得八十多万户，大幅增加唐朝的税收及兵力来源。因为这些措施，唐朝的财政变得丰裕，而且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
与此同时，唐玄宗还先后注释儒家经典《孝经》、佛教经典《金刚经》和道教经典《道德经》，并将它们颁行天下。为让社会大众更好地学习“三经”、掌握“三经”，日理万机的帝王唐玄宗还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方法，有时解读经文、注释掌故，有时分析经义、阐发妙理，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显示出很高的文化修养。这一切，应该都有薛令之的参与。
从谏如流
公元713年，薛令之正是在开元之治最好的时期被授予“左补阙”谏官之职的，时年31岁。
当时的官阶大概是这样的状况：一个中书省，负责朝里国家的文件、政策的颁布。一个门下省，负责对朝里文件进行审核，看政策是否合理，审核之后交给尚书省，是三审制。朝廷设六部，也有特殊的含义，春、夏、秋、冬加上天与地，合起来组建六个部。这六个部首先户部是天，吏部是地。春天设立为礼部，学生读书考试大都在春天。夏天是兵部，秋天是刑部，所以刑犯都是秋后问斩。冬天则是工部，冬天开始修建水利道路等设施建筑。
唐制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在谏院任职，属于门下省里的一个官职，官位为七品。这些官员“掌供奉谏诤，凡朝政阙失，大则廷议，小则上封”，即规谏皇帝，纠正朝政，另有弹劾百官之权。这种谏官议政制度只有皇帝本人重视纳谏时才不流于形式。
初登皇位的唐玄宗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予以恢复。这本是唐太宗时期的一种制度，让谏官和史官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监督朝政。到了武则天主政之后，提拔了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做宰相，有的事不敢再公开，因此将这种制度也就废除了。如今唐玄宗就立马恢复谏官议政制度，那是希望自己能像他曾祖李世民一样“从谏如顺流”（《旧唐书》）。他曾对姚崇说，对于敢触龙鳞的谏诤“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开元升平源》）。这就是开元天下大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选贤任能
那时的唐玄宗，还很善于识拔和使用人才，曾不止一次地在朝官中亲自选定德才兼备的官员出任州刺史。《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诗，即是开元十六年玄宗选定并任命许景先等十一人为虢州等十一州刺史时所作：
眷言思共理，鉴梦想维良。
猗欤此推择，声绩著周行。
贤能既俟进，黎献实伫康。
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
讲学试诵论，阡陌劝耕桑。
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
求名迹易见，安贞德自彰。
讼狱必以情，教民贵有常。
恤茕且存老，抚弱复绥强。
勉哉各祗命，知予眷万方。
《唐诗纪事》载：“开元十六年，帝自择廷臣为诸州刺史，许景先治虢州，源光裕郑州，寇泚宋州，郑温琦邠州，袁仁恭杭州，崔志廉襄州，李昇期邢州，郑放定州，蒋挺湖州，裴观沧州，崔诚遂州，凡十一人。行，诏宰相、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滨，盛供具，奏太常乐，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赐诗，令题座右。帝亲书，且给笔纸，令自赋，赉绢三千遣之。”一次同时任命十一个州的刺史，乃朝廷中的一件大事，故玄宗令宰相、诸王、御史以上高官勋贵在洛河之滨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又亲书诗作，令高力士向新任刺史们宣谕，作为他们的座右铭，且让他们各自赋诗，以示郑重。
诗的首二句直抒胸臆，说自己日夜忧心国事，思得良臣来共同治理天下。三四两句以赞叹的语气说明这次所选定的十一位州刺史在朝官中一向皆声绩卓著。五六两句是对用得其人表示欣慰与期望，期望在这些贤能之臣的治理之下，各州百姓们都会过上富足而康乐的生活。这六句将思贤、选贤、用贤三者接连写出，节奏紧凑而有力，是诗的第一段。第二段自七句至十八句，共十二句，全写对新任刺史们的嘱咐和告诫。由于这些嘱咐和告诫包括着要求刺史们身体力行的许多方面，不厌其详，故诗的节奏自然放缓，徐徐展开。其大意谓：要善待百姓，爱惜民力，严格学校教育，勤劝农家耕织，保持清名，不求虚誉，修身树德，坚守节操，判案必须公正，教民重在纲常，在治理好一般黎民百姓的同时，要特别照顾孤寡老弱，给他们必要的抚恤和保护。到这里，唐玄宗再次用赞叹的语气来对十一位新任刺史加以勉励，勉励他们要恭敬地接受皇帝的命令，不要辜负皇帝的一片忧国爱民之心。显然，这首《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诗中所抒写的政治理想及其选贤任能，是唐玄宗励精图治的写照。
君臣融洽
“一朝得遇圣明君，腰间各佩黄金印。”薛令之此时被玄宗任命为谏官，精神十分振奋，他庆幸自己遇到了明君，可以一展他少年时立下的志愿。
有一日，唐玄宗命薛令之作一首“吟屈轶草”的诗，似乎有意在朝臣中倡导一种敢于谏诤的氛围。相传屈轶草是一种能指出奸佞的草，又名“指佞草”，其实就是谏官的象征。写这种诗难度很大，类似于“七步诗”的要求。不过薛令之毕竟饱读诗书、才思敏捷，他以“屈轶草”的特性为诗眼，直抒胸意，表达了谏臣忠诚、正直的品格。被收录《高岑三廉薛氏族谱》的《唐明皇命吟屈轶草》（诗题系后人所加）一诗，为后世所流传，这也是薛令之在及第后，作为一名谏官最展抱负时期的写照：
托荫生枫庭，曾惊破胆人。
头昂朝圣主，心正效忠臣。
节义归城下，奸雄遁海滨。
纶言为草芥，臣为国家珍。
这首诗就表明他在执政过程中忠心耿耿、刚正不阿，他要学习忠臣的赤胆忠心与骨气，诗末的 “纶言为草芥，臣为国家珍”尤为后世所传颂。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皇帝的声音被视为草芥，臣子才是国家的珍宝。据有关学者称，这一句话其实是记载薛令之与唐玄宗关于“屈轶草”的对话，这足以体现当时唐玄宗从谏如流，薛令之备受重用及君臣间融洽的氛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给领导挑点毛病，使其少犯决策的失误，这怎么说也隐含着巨大的风险。大凡领导都爱听点顺耳的话，何况那是“金口玉言”的天子，又是荆棘铺道的官场！从这句诗完全可以看出薛令之与唐玄宗的关系非同小可，敢于纠正有两个原因：其一，唐玄宗继承了唐太宗善于纳谏良好的品德作风；其二，薛令之与唐玄宗关系亲如兄弟才敢这样说。这首诗既表明了他们关系的密切，同时也佐证了薛令之是李隆基的高级幕僚，曾帮助李隆基夺取政权。
为国荐贤
诗书礼乐壮行轩，话别殷勤赠以言。
三月烟花散春色，数程云水过前村。
欲去君子交如水，自是先生道满门。
已约故人青眼重，我承恩处子承恩。
那么，为什么在很多写那个朝代的史书中，找不到薛令之的名字呢？这和薛令之的职位有关。因为薛令之官职为左补阙，属文官系统，类似于皇帝的“智囊团”成员，并不是具体的执行者。因此，他的很多事迹观点历史并无太多记载，这是很正常的。但可以确定的是，身居如此重要的职位，薛令之一定见证或参与了朝廷大大小小的决策。否则，他又如何能尽到规谏皇帝、纠正朝政以及弹劾百官之责？
万马齐喑
然而，开元中后期，“因时极盛，好大喜功”的玄宗皇帝渐渐昏昏然起来。开创了盛世之后，唐玄宗逐渐开始满足了，沉溺于享乐之中。没有了先前的励精图治精神，也没有改革时的节俭之风了。
开元二十四年（736），唐玄宗想从洛阳回长安，但宰相张九龄等人说秋收还没有结束，这样上路会骚扰百姓，影响生产。李林甫在张九龄走后却对唐玄宗说，长安和洛阳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陛下愿意什么时候来往就什么时候来往，不必再等以后，至于妨碍了农民秋收，免了他们的税收也就行了。唐玄宗听信了李林甫的话。毫无疑问，危险已露端倪。
宰相张九龄被李林甫诬陷遭免职，李林甫顺利上位。担任了宰相的李林甫大权独握，蔽塞言路，排斥贤才。对于才能功业在他之上而受到玄宗宠信、威胁到他相位的的官员，一定要想方设法除去，尤其忌恨以文才仕进的。他表面和善，言语动听，却在暗中阴谋陷害。世人都称他是“口有蜜，腹有剑”。
唐玄宗曾在勤政楼垂帘观看乐舞。兵部侍郎卢绚以为玄宗已经离去，便扬鞭策马从楼下缓缓而过。他风度翩翩，玄宗赞美不已。李林甫得知，担心卢绚被玄宗重用，便将卢绚的儿子召来，对他道：“你父亲素有名望，岭南道的交州广州等地现在缺乏有能力的官员，陛下有意让你父亲前去。如果他不肯远赴岭南，肯定会被贬官。我给你出个主意，不如让他到东都洛阳去做太子宾客或太子詹事，这也是清贵显职。”卢绚果然不肯前往岭南，便按照李林甫的建议，主动到洛阳任职。李林甫任命他为华州刺史，但不久又奏知玄宗，称其患病不能理事，将他贬为太子员外詹事。
唐玄宗曾问李林甫：“严挺之现在在哪里，这个人还可以用。”严挺之之前被贬出朝廷，这时正在绛州担任刺史。李林甫担心他重新受到重用，便召见其弟严损之，道：“陛下非常敬重你哥哥，何不让你哥哥上书，就说得了风疾，请求回京就医。这样他就可以回到朝中了。”严挺之不知是计，果然按他的建议上书玄宗。李林甫拿到他的奏疏后，对玄宗道：“严挺之年事已高，近来又患风疾，应该给他一个闲散官职，让他安心养病。”玄宗嗟叹良久，将严挺之打发到洛阳担任太子詹事。
与此同时，李林甫着手削弱、取消谏官议政制度。他先把进谏的一个补阙杜琎贬黜为地方县令，然后以此告诫其他谏官说：“如今圣明天子在上，群臣顺从圣意都来不及，还需要什么谏论？你们难道没见过那些立仗马吗？它们整日默不作声，就能得到上等的粮草饲养，但只要有一声嘶鸣，就会立即被剔除出去。就算后来想不乱叫，也不可能再被征用。”从此，朝中谏官无人再敢直言谏争。
在“万马齐喑”的开元后期，被剥夺谏官发言权的薛令之的处境和心情不难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