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童小说的南方情结
徐歆
一、“南方写作”的代表——苏童
（一）何为“南方写作”
对于“南方写作”，学术界并没有一个明确而具体的概念性定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南方作家群体所特有的，与“北方写作”相对的一种文学风格。这里的南方并不是严格按照地理意义上的“秦岭—淮河”为划分依据的，“南方写作”的作家群们在作品的选材上，喜欢在旧式的生活题材中发掘、体验、想象，无论是着意于伤感、颓废、消极的生命形态还是臆想存在的疼痛，都会很强烈地表达出丰富的沉淀和文化分量。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几乎都是以渐渐“消逝的历史”和衰朽、腐败的家族、家庭为故事，而“江南”普泛的消极、虚无。逃避、放弃姿态，称为任务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由于作家对生存的比较普遍的关心，对价值的疑虑，使他们的文学叙述显现出哲学的深度。
（二）“南方写作”的传统阐述
在这里，我们把南方理解为江南，或许更能突显“南方写作”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质。纵观历史，江南文化的最初形态可以上溯到吴越文化，经过南渡、南朝、南巡、南迁、南风的历史事迹，以及政治、经济的因素作用，江南文化发展为有独特文化象征的系统。而在经历了西晋的“永嘉南渡”，六朝的质变，唐朝的“安史之乱”后，江南文化浸润下的江南文人开启了感伤抒情传统。到了清末明初，江南文学将六朝的精致之美、南唐的凄婉之美、南宋的感伤之美熔铸一炉。自楚辞、四六骈赋起直至明清的声律学说、性灵小品、江南的的戏曲丝竹，无论雅俗，都折射出文采斑斓、气韵典丽的风貌，可以说南方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后花园。
（三）“南方写作”的现代诠释——苏童小说的南方情结
到了现当代，“南方”、“唯美”、“典雅”、“古典”等美学规约已经在南方写作中蔚然成风。自鲁迅、沈从文、朱自清、钱锺书、汪曾祺等，他们的想象方式、文体和形式感都呈现出独特的江南风貌。20世纪80年代苏童、叶兆言、余华、北村等南方作家的写作，在题材选择、作品美学风格等诸多方面已经明显呈现出其地域特有的文化气息。他们各自充分个性化且又颇具地域美感和气质的写作，便是“南方写作”在当代的伸展和延续。他们对于历史、文化、语言渗入肌理的体悟和重现，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所谓南北文风的巨大差异，很大意义上代表了南方人文的文化意蕴和精神传承。
在众多的南方作家中，苏童可以说是“南方写作”的代表人物。贯注苏童写作始终的内在底色和基调的南方气质、南方想象形态和与之相应的美学风范，便是苏童的“南方写作”。从其整个写作历程看，早已超出了此间个案的意义，而无可争议的成为“南方写作”在当代再度崛起的标志或旗帜。二十多年来，他的小说作品几乎全部以南方为书写背景和表现内容，南方俨然已经成为其施展艺术才能的坚实根脉和殷实积淀。“南方写作”持久的贯穿他的写作生涯，从先锋时期的“枫杨树系列”、“香椿树街系列”到近些年来不断出现的“城北地带”、“马桥镇”，他始终保持对南方如此迷恋而固执的想象。在中篇小说《南方的堕落》中，苏童对南方做出了一种“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的没有任何道德皈依的美学判断：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魅力的存在。在苏童的“南方写作”中，南方并非完全是地理学意义上，甚至是直接文化意义上的南方，而是他虚构的具有美学意义的文化想象。他的文字勾勒出了南方的人群，南方生活的混沌和紊乱，把握住了南方的气质，南方的基调和南方的精神底蕴。苏童的小说从实际生活中的具体原型出发，旁生出各种枝节，衍生出南方的故事和情境。苏童对南方的理解和他的小说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美学意义上的南方，这是苏童小说“南方写作”的独特魅力所在，也是苏童南方情结的诠释。
二、苏童小说中的南方情结
（一）南方情结的源头——苏州童年生活
苏童小说中处处蕴含着南方情结，其源头便是他在苏州的童年生活。巴乌斯托夫斯基曾说：“写作， 像一种精神状态， 早在他还没写满几令纸以前就在他身上产生了，可以产生在少年时代，也可能在童年时代……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童年、少年生活经验的回忆，是苏童写作的“资源”和“资本”。故乡对苏童的影响，已不仅仅在于对苏童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生活习惯的浅层次的影响上，而是对苏童的精神世界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左右着苏童的文学创作的素材来源。与病魔斗争的童年使苏童变得沉默寡言，却锻炼了他的想象，为后来的小说作品构筑场景、设计结构打下了基础。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系列小说就是苏童童年经历与小说呈现的暗合。小说中那亢奋的情绪、神秘的氛围与回味久远的艺术情趣，都源于苏童对童年的想象与积累。
在《少年血》的自序中，苏童这样说过：“我从小生长在一条类似于‘香椿树街’的街道上，我知道少年血是粘稠而富有文学意味的， 我知道少年血在混乱无序的年月里如何流淌，凡是流淌的事物必有它的轨迹，在这本集子里我试图记录这种轨迹。”再看苏童小说， 在长达三百万字的小说叙述中，潜藏着一股看似若有若无，实则须臾难离的意绪之流。它源自童年却如狂草般疯长，总是将人物领向预设的陷阱、痛苦的泥淖和死亡的坟墓，而他们的任何挣扎和反抗在冷漠的宿命面前注定了毫无作为。童年时的多病孤独，造成了苏童心理的压抑，而他对这种压抑寻找的突破口就是在作品中得到宣泄。他把自己从小的憧憬——自行车放在很多部作品中，恰恰就是这自行车，在苏童的笔下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在小说《城北地带》的一开始，就用自行车引出故事的开端：李修业因为上班不迟到而向老年借了一辆年久失修、没有刹把和铃铛的破自行车，不料却在北门大桥的下坡撞上运水泥的大卡车死于非命，而李修业的自行车正是被儿子达生偷偷骑走的。小说由此引出了在20世纪70年代的香椿树街上，在位于城北地带一群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在浮躁不安的证明着自己的存在。
可以说，苏童的很多作品都是对童年生活场景的回忆、想象和描述，是他对逝去生活的一次“祭奠”。对于写作而言，地域性几乎是一股源头般的力量。苏童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南方情结正是源于他的苏州小城生活，源于他对南方或迷恋或偏执的情感。
（二）南方世界的构建与表征
1.苏童的文学土地——枫杨树村和香椿树街
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情感，苏童用文字建构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南方世界，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学土地。苏童说过：“我的大多数小说中有两个地理标志，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村，是一种有意无意的经营，前者代表街道，后者代表乡村，它们的指涉性可能并无太大意义，我只是在自己的小说版图上涂抹一些不同的颜色而已。”就如湘西之于沈从文，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苏童将他生命体验和艺术构建的创作与这片独具文化特色的土地密切联系起来。苏童小说的南方，用自然的南方作为叙述的地缘背景和人文的描摹对象，是情感的发轫地，也是写作的聚焦点。他笔下的枫杨树村和香椿树街就是苏童小说中的典型南方背景框。从1985年起苏童陆续发表了《飞跃我的枫杨树故乡》、《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及《米》等小说，2001年又以《枫杨树山歌》为总题将这些小说结集出版，在这一系列小说中苏童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乡，即“枫杨树故乡”。在《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中，苏童这样描述：“直到五十年代初，我的老家枫杨树一带还铺满了南方少见的罂粟花地。春天的时候，河两岸的原野被猩红色大肆入侵，层层叠叠，气韵非凡，如一片莽莽苍苍的红波浪鼓荡着偏僻的乡村，鼓荡着我的乡亲们生生死死呼出的血腥气息。我的幺叔还在乡下，都说他像一条野狗神出鬼没于老家的柴草垛、罂粟地、干粪堆和肥胖女人中间，不思归家。我常在一千里地之外想起他，想起他坐在枫杨树老家的大红花朵丛里，一个矮小结实黝黑的乡下汉子，面朝西南城市的方向，小脸膛上是又想睡又想笑又想骂的怪异神气，唱着好多乱七八糟的歌谣。”而对于香椿树街，苏童又有这样复杂的感受和体验：“我从来没有如此深情地描摹我这出生的香椿树街，歌颂一条苍白的缺乏人情味的石硌路面，歌颂两排无始无终的破旧丑陋的旧式民房，歌颂街上苍蝇飞来飞去带有霉菌味的空气，歌颂出没在黑洞洞窗口里的那些体型矮小面容委琐的街坊邻居。我生长在南方，这就像一颗被飞雁衔着的草籽一样，不由自己把握，但我厌恶南方的生活由来已久，这是香椿树街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记。”这正是作为作家的苏童，对故乡、对南方的一种整体性感悟和判断。
对于苏童而言，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感念，它同南方落后城市的许多条街一样阴湿、狭窄和肮脏，是人们琐屑、庸碌、粗俗的生活的见证，这条抑郁的街上演绎着一出出无知、卑劣、原欲、暴力、血腥、混乱、罪恶的传说。苏童以他特有的残忍和梦幻向我们展示了这片文学土地上家族乃至全人类的苦难经历，他在无数次精神怀乡和还乡中重新构建着“枫杨树乡”的历史。他或以一个外乡人的视角审视着自己居住的城市，或以漂浮不定的影子在城市上空凝望远方的乡村。他不停地穿梭于现实与历史之间，以迷离恍惚的回忆，斑斓神秘的意象，怪诞虚幻的故事，营造了他独具魅力的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的艺术世界。所以，这片文学土地更是苏童一个永恒的情结，负载着他的精神追求和心灵憧憬。
2.南方意象在苏童小说中的再现
“南方”这个普泛的字眼，在苏童眼里有个极具个性化的呈示，构成苏童小说中相当重要的审美判断与价值取向，成为一种意象，一座密不透风的象征群落。如果说每一个作家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乡土资源,创作视景在一定程度上与创作背景有关。那么就可以说正是南方这片神奇的土地给苏童提供了叙述与诗情。生长于南方的苏童，身上积淀的是深厚的南方文化意识，因此我们可以轻易发现他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南方意象。
首先是“水”这个群意象，不管是《河岸》中的金雀河还是《米》中的枫杨树大水，“水”这个群意象是苏童很多小说的承载物。苏童眼中的水因流动着太多江南的绮情糜艳，沾染了太多的人气与脂粉而变得浓稠而黯淡，充满了霉变的气味。“水”这一意象首先暗合了生命的象征，苏童笔下的河流是一条生存之河，生殖之河，生死之河。苏童在长篇小说《河岸》的开头这样写道：“向阳船队一年四季来往于金雀河上, 我和父亲的生活方式更加接近鱼类, 时而顺流而下, 时而逆流而上, 我们的世界是一条奔涌的河流, 狭窄而绵长,一滴水机械的孕育另一滴水, 一秒钟沉闷的复制另一秒钟。”河流在《河岸》中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场域, 在河流上生存的船民们是孤独的，他们得不到岸上历史生境的接纳，上岸需要治安小组的监管，还要登记在册。登了岸的江慧仙如同失去水的鱼, 自身的天性不能得到历史秩序的接受, 一步步从举红灯的李铁梅沦落成理发员。河上的库东亮对岸上的江慧仙的爱欲不能表达, 只能通过一次次的性幻想来进行释放。河流不但在空间维度上造成了人物的孤独压抑感, 而且在时间维度上也成为了历史循环的征象。最终库文轩在那条孤船上, 将纪念碑和自己捆绑在一起投河而亡。库东亮也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 迷失在河与岸的夹缝中。其次，“水”这一意象还寄寓了逃亡、寻找、还乡的浓厚的恋根情结。在《米》中，枫杨树的漫漫大水推动着五龙走向城市，开始了五龙逃亡者的命运。身处城市的五龙触景生情也好，迷香中的沉睡也好，感伤后的遐想也罢，总是笼罩在枫杨树的茫茫大水之中。无需参照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各种有关梦的解释，读者自然可以体味到五龙的潜意识里浓厚的恋根情结。五龙逃离了被大水淹没的枫杨树，开启了向城市拓荒的历程。历览城市的五彩缤纷，遍尝城市的酸甜苦辣之后，仍然想把自己肉体和灵魂的残枝败叶撤回到枫杨树去。他失败了，因为“五龙最后听见的是车轮滚过铁轨的哐当哐当的响声”，“他知道自己仍然沿着铁路跋涉在逃亡途中”。他也成功了，因为“五龙最后看见了浩瀚的苍茫大水，他看见他漂浮在水波之上，渐渐远去，就像一株稻穗，或者就像一朵棉花”。
再来看苏童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另一个意象：米。“米”是一个深具南方意味的词。江浙一带历来是米的故乡，而“枫杨树故乡”的河流沟汊里，只要能插秧的地方便会有稻米的踪迹。米从乡村流入城市，乡村和城市由此联系在一起。长篇小说《米》在对乡村与城市、生存与逃亡关系上进行了颇为深刻的挖掘和审视。评论家林荧娇认为：“米原本具有养育和生长的意涵，却在城市文化空间中变成养育魔怪与滋养淫乱的来源。”在这里, “米”已决不但是解决人类温饱的粮食, 它更是一个符号, 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首先，“米”是欲望的化身。五龙在进入城市之初并不裂解城市的真正内涵，是粮食激发了他的生存欲望，诱出了他最初的梦想。其次，“米”是权力的象征。五龙在遭受到米店的百般凌辱后意识到“米”不仅仅只是糊口的粮食，更是权势地位的象征，这也激起了他复仇的心理。于是因为“米”，他战胜了自己的对手，成功复仇，又因为“米”，他加入了黑帮并成为头子，最终获得了权力和地位。再者，“米”是五龙灵魂的栖息地。在异乡异地唯有大米的清香让他感到亲近和温暖。他喜欢留宿于米仓, 喜欢生咽大米,他觉得唯有米是世界上最具催眠作用的东西, 倚靠着米, 就像倚靠着一只巨型摇篮, 它比女人的肉体更加可靠, 更加真实。所以, 他把米装入神秘的小木盒内, 让自己的灵魂得以安息。苏童就是这样巧妙的把“米”这一意象作为贯穿联系整篇小说的线索，“米”让主人公的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但也蚕食了他原有的许多东西。最后，五龙不免发出这样的感叹：“这就是狗娘养的下流的罪恶的城市, 它是一个巨大的圈套, 诱惑你自投罗网。为了一把米, 为了一文钱, 为了一次欢情,人们从铁道和江边码头涌向这里, 那些可怜的人们努力寻找人间天堂, 他们不知道天堂是不存在的。”
除了这两个意象之外，苏童还运用了大量具有象征意味的动植物意象、风物意象、颜色意象，如他小说中最常见的动物——猫，南方少见却是枫杨树乡的标志之一的罂粟花，小桥、流水、人家的典型南方组合，象征着欲望、死亡和不可自拔的压抑的罂粟红等等，苏童用这股意象之流将画面、情感、文字完美地融合起来，它们共同演绎着忧伤、晦暗、绝望的南方世界。
3.小说人物的南方性格
苏童小说给人的一种特别的氤氲气息，而这种特别的气息来自他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江南水乡的培育下,苏童形成了阴柔温婉的艺术气质。他笔下的人物也多多少少带有南方中国所特有的情韵。著名学者张学昕在《堕落南方的“游丝”——苏童小说人物论之一》中这样认为：“苏童小说人物在日常状态下强烈的南方性特征，人物在欲望、原欲驱动下呈现的乖张，以及在苏童所营构的艺术氛围中人物内心世界涌动着人性的波澜。在他的文本世界中，我真切地体会到作家赋予人物的气质、面孔和行为的美学效果。苏童的人物身上缘何总是弥漫着阴郁、怪诞，充满死亡之气，他文字中的南方缘何总是流淌着颓败、肮脏、浑浊幽暗不明的氤氲，苏童又缘何在如此时间长度内痴迷南方人物的形态与幻想？我想，主要是因为他要表达他对生命记忆的沉醉，对他赖以生长的南方的坚守，对南方满怀宿命的神秘的猜想。”苏童笔下的颂莲、书来、小拐等人物形象都深深烙上了南方特有的情韵，更有许多看似不显眼的小人物身上散发着浓郁的南方气息。《刺青时代》中小拐的母亲精打细算、谨小慎微；《环绕我们的房子》中的姐姐小飞蛾心细如发，做事谨慎，为母分忧，带好弟妹，关心他人。她们性格纤弱、感情细腻，处处显示出江南人的气质，将江南人的不恃张扬，低调内敛，注重细节，注重精细，表现得特别生动。苏童作品中的人物没有高大的形象， 没有完美的结局，苏童完全抛开世俗中对小说人物的评判，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把江南人性格特征中的共有的性格， 游刃有余地塑造成自己的小说人物。苏童的小说人物散发着一种特殊的苏州氤氲之气，人物都深深地烙上了中国南方特有的情致与韵味，他们在幽暗摇曳的南方景色中，生存气息是那样的特殊，令人回味无穷。这也是苏童“南方写作”的一大特点。
（三）苏童小说的南方神韵——“古典性和抒情性”及“江南格调”
我们可以通过苏童的文本，通过他描绘的充满文明气息的江南的每一个生活细节，在一个特别纯粹的时间状态中，特别感性的空间维度里面，触摸到它非常诗性化的柔软质地，感受到近千年来在词语中完成的个性化的江南的文化魅力，不夸张地讲，苏童的文字真正地表达出了江南文学的个性的深邃的意味。苏童的大量小说文本, 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构成记录南方文化的细节和数据，成为用文学的方式记录南方和人类的心灵史。他在作品的选材上，喜欢在旧式的生活题材中发掘、体验想象，无论是着意于伤感、颓废、消极的生命形态，还是臆想存在的疼痛，都会很强烈地表现出丰富的沉淀和文化分量，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作家理解世界方式的特别。他的代表性作品,几乎都是以渐渐“消逝的历史”和“衰朽、腐败的家族、家庭”为故事, 而江南普泛的消极、虚无逃避、放弃姿态，成为人物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仿佛一次次地“回家”， 回到“过去”，回到记忆，回到生活本身，也回到想象的天空；有时又如同一次次远足旅行，在写作中被人物或故事牵引着作陌生而神秘的游历，进行着一次次精神的还乡，这使苏童的“南方想象”带上了浓郁的古典性和抒情性。
正如张学昕所言，如果说，古典性和抒情性建构了苏童“南方想象”的诗意模式，那么，“江南格调”则晕染出苏童“南方写作”的最基本的底蕴和色调。在苏童小说中大量带有南方地域色彩的意象，呈现出了浓郁的诗性气质。意象与南方的自然、生态、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体验之间构成了各种神秘的文化联系，甚至可以说，南方就是一个庞大的文化象征或隐喻，就是一个无限丰富的意象，它是苏童摹写、想象生活的另一种方式，或者说是另一种寓言诗性结构，并由此形成了苏童小说“江南格调”的基本旋律。他笔下“江南意象”搭建起的南方格调以及古典性与抒情性的唯美叙事，共同撑起了一片“南方想象”的天空，由此为我们打开他“南方精神”的一条艺术通道。
三、南方情结背后的心灵倾诉与追求
首先是苏童与自己影子的对话，这在文本中便体现为“情结人物”的塑造。自“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后，人类就开始了在地上的漂泊。离开“伊甸园”后人类逐渐远离了上帝，直到不再认识上帝，孤独就伴随着人类，成为人类精神苦闷的主要原因。而苏童小说就表现出了人物的这种孤独意识，这种孤独意识既表现在苏童小说人物上，也表现在苏童本人身上。小说中隐藏的叙述者“我”对孤独的深刻体会，只有非常孤独的人才会有的内心感受，只有当孤独在那人身上已成为习惯，才会有“研究自己的影子”的孤独意境出现。苏童能如此描述小说中人物的心理状态，源自于苏童曾经也是真切地感受到这份来自心灵深处的孤独。苏童正是这样将“孤独意识”植入小说的情结人物中，《刺青时代》里的少年小拐，因为仇恨使他能够忍受了成人都难以忍受的苦痛，在自己身上尝试多种刺青方法；阴郁古怪的孤独小拐从习武称霸到孤僻幽居，流淌在这一少年里的血液是粘稠而倔强的。《回力牌球鞋》中，怀疑别人偷走他的一双心爱的回力牌球鞋的孤独少年陶，是香椿树街上“行为古怪”的少年之一，“通常陶的目光总是下斜的，不管走到哪里，陶总是喜欢观察别人的脚，观察别人脚上穿的鞋子。”苏童是深谙这种人物孤独心理的，这种人物的怪癖心理在苏童小说里描写得可谓精妙绝伦。苏童小说中展示的“南方少年”的内心是孤独的，他们的思维过早地进入了成人的思想领域，性格变得沉默古怪而专注。苏童以这样的姿态来讲述他的南方生活，可以说这个似有若无、时隐时现的孤独灵魂，始终潜伏于其文本之中，徘徊于现实与幻觉之间，悲伤地低吟着一曲悠长绵延的孤独之歌。
其次是寻找精神家园，呼唤人性的回归与复活。在苏童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揣摩出这样一条心里路线：孤独——逃亡——返乡。苏童说：“逃亡”好像是我所迷恋的一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动作或姿态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命题，这是一个非常能够包罗万象的一种主题，人在逃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好多所谓他的人生价值和悲剧性的一面。”苏童小说中的逃亡意识源于父辈的移民意识，由孤独逃亡而致宿命的思想在苏童的小说创作中由来已久。《河岸》中故事的叙述者库东亮有着三次“逃离”行动, 他的“逃离”徘徊于岸上与河上，每一次的“逃离”都意味着他离岸上的生活越来越远,同时他作为一个正常人的能力也逐渐消失。又如在《1934年的逃亡》中，陈宝年们背井离乡、抛妻丢子拼命往城里跑，当他们以全部的生命热能进入城市后，才意识到城市并不是他们生命的最终目的地。而他们无依无靠、倍感孤独后的第一反应是逃亡，逃亡就是摆脱孤独的围困，在现实中涉及到了物理的位置的改变。逃亡不只是单纯地对物质追求的向往，也有一种冥冥之中的精神追求，就如托尔斯泰的“逃向苍天'也无非是对精神家园的寻求。在《1934年的逃亡》中，家乡已被洪水淹没多年，回归的路途永远迷失，暗合《圣经·创世纪》里的洪水故事。洪水过后，人类在地上再次繁殖开来，地上不满罪恶，人们离代表真理、道路、生命的上帝越来越远，人类伊甸园式的精神家园从此消失。因此，苏童对对人类精神家园进行探索和思考，精神家园应该是真、善、美和人的一切良知的发源地。人类有面对历史现实的义务，而不是一心去寻找个人的避风港来逃避现实。
苏童写的很多小说，多展示充满苦难与挣扎的人生，命中注定的悲惨际遇: 多灾多难且无处可逃。其实这也是作者对生存现实的关注, 他试图通过他的文字来传达一种现实精神，来激活现代人精神的力量，作家笔下的逃亡都是反映寻找精神家园的努力。但是他所提供的并不是什么现成的说教, 而是毫不犹豫地把人生涂成的艰辛袒露在读者的面前, 用心灵的真实激起读者的思索, 促使读者在新活思考中得到某种充实的途径，试图建立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四、苏童“南方写作”的影响
著名学者张学昕这样评价苏童：“苏童的每一篇小说的写作，无不深深浸染着深长、灵动、唯美的浓郁风格底色，，并且，他的出色想象力，他的语言感受力和叙述、结构能力，使我们特别地惊异他高起点的写作。这些，在他的越写越成熟的小说中日益显出咄咄逼人的力量。我们不能否认苏童写作的灵性、出色的虚构能力和行文的唯美气质，而且我们在苏童的小说中看到了一个作家，如何凭借智慧运用最精炼、最集中、最恰当的材料或元素，去表现复杂、丰富、开阔而深远的内容。”这既是对苏童文学创作的高度赞赏，更是对苏童文学地位的肯定。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历来都处于以北压南的格局之中，文学在精神和气质上不断北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个症结所在，它渐渐放弃了《离骚》的传统，南方词曲的传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苏童的小说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文学语言的南方传统。他通过“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这两个精神故乡和地理坐标，用心诠释了南方文化及其人性、历史、存在的迷魅，无论是对历史的模拟和描绘，对家族、个人的记叙，还是对乡间、市井的营构，都隐藏着诗性的想象和浪漫、抒情的气息。作为先锋派作家之一的苏童正是这样坚守着“南方写作”，他将沉实的文化积累和诗意的文化想象在现实的写作中完美融合。就当代而言，“南方写作”是南方的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和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之下,对南方的作家们的书写立场给予的肯定和希望。而当代中国南方被视为高度商品经济化的象征，苏童的“南方写作”，是意味着在商品大潮中坚持写作，坚守一种被视为不和时宜、落伍的个人性生存与生活方式。
可以说，苏童的“南方写作”是对传统“南方写作”的继承和创新，对当代文坛有着深远的意义。今天的“南方写作”正面临着很多考验：首先，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南方文化正在被处于文化中心地位手握话语霸权的主流文化同化，今天的“南方写作”正遭遇着被北方文化吞噬的潜在危机。其次，都市文学的兴起使得“南方写作”的探索陷入困境，市场的诱因更容易迫使写作者取消深度模式以一种平面化的写作姿态取悦于感官刺激和肉身享受，特别是对于缺乏传统文化底蕴的南方移民城市来说,坚持一种内在的有价值的个人写作态度,实非易事。在叙事资源日趋困乏, 叙述视野渐显狭窄的消费主义写作时代，他能摆脱浮躁、粗糙、虚弱、矫情和苍白，在二十余年的写作中一直保持对唯美立场的坚守。尽管前路漫漫，苏童仍然在南方的热土上坚持着自己最初的梦想，抵御着世俗化社会的滚滚风尘,他们的写作方式和视野使之成为这个时代真正的先锋，并影响着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
综观苏童的创作，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充满潮湿、阴暗、糜烂、腐败的南方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生存着的人群也呈现出一种浮躁不安的状态。在出逃与回归的命运轮回般的宿命里永远地沉沦了。而对于苏童的创作，我们同样也能在了解他的南方世界的同时也能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知道苏童的这些作品大多写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的时间段里，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同时像巨浪一样冲击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人们的价值观念也被强烈地震撼了，在信仰上显得迷茫缺失。物质技术文明的高速发展和迅速扩展导致人的灵性丧失，在精神与物质的选择上，人们往往选择了后者。物欲、功利、技术和实用把人引离故土，我们在苏童的笔下也能看到大批乡村人逃离故乡而奔向陌生的城市的身影，他们认为在城市就能满足人的所有欲望，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也许这批人在奔向城市的时候有过迷茫和无措，但是心中的欲望还是征服了心中的胆怯，他们义无返顾地如飞蛾扑火般地涌入繁华同时阴暗的城市。城市里的人致力于所谓的文明建设，却未发现这种建设失去了节制和平衡，也未意识到家园正在逐渐远去，而自己也成了一个在他乡流浪的孤独者。
海德格尔曾说：“无家可归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命运。”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主体认知的缺失及对不可知未来的惶恐促使现代人滋生出一种风雨飘摇、浮生若梦的历史虚无感与生存的荒诞感。价值失范、道德陷落的今天，生命存在的合理性遭到质疑，精神家园的缺失是人类迷惘的根本原因，因此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寻求已成为必要。在物欲横流的城市中，物欲、肉欲掩盖了人的精神性，越来越多的人没有方向，找不着出路，透露着一种人性沉沦的悲哀。虽然苏童给出的精神归宿是不切合实际的，但人物的孤独、逃亡、宿命意识在苏童小说中得到了形象的展示。苏童以逼真人类现实本真的理性来审视、关注了人类的生存状态，呈示了小说人物对命运的徒劳反抗，表现了在孤独怪圈里灵魂挣扎在逃亡线上的颓然无谓。借此，我们可以更加清醒地认识人类的生存状态，激励我们积极深入地去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