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故事之家乡往事：琴剑飘零玉叶城——抗战时期大家云集江山

严北溟（1907—1990），字渤海，湖南湘潭人，中国哲学史专家。曾任《东南日报》主笔，1941年3月任《浙江日报》发行人兼社长。

周建人为朱剑蓉题词

　    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江山县城，虽有9街16坊80多条巷弄之说，但南北之长仅1600余米，东西宽也只有500余米。这座不到1平方公里的小城，似一片颀长的树叶，飘浮在须江西岸，故称玉叶城。

　　在这闽浙赣三省交界处的玉叶小城里，14年的抗战烽火，集结了一大批博学多能、才气过人的风云人物、文学大家。他们有邵荃麟、郁达夫、麦新、刘田夫、石凌鹤、熊希龄、查良镛、屈映光、曹聚仁、胡健中、成绍宗、严北溟、方影村、余绍宋、方青儒等，同时周建人、冼星海、丰子恺等大家也与江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虎山烟雨，牵动着家国情怀的才子；须江扁舟，悬系着边界小城的苍生。这些重量级的文化大家、文学大师与江山的文化名人徐莲溪、朱曜西、毛松友、毛鹏仙、毛常、毛皋坤、杨德中、郑仁山、王寿昌、朱剑蓉、凌独见、叶笑雪、徐伦、何炯等，相互交流切磋。他们经常在一起小聚，痛斥日军侵略暴行，同议抗战大计，齐吐胸中激情。14年来，他们在玉叶小城发表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诗文，创作了一首首激情昂扬的歌曲，书写了一封封语淡情浓的信笺，赠送了一幅幅笔力雄健的墨宝，留下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

　　文化团体在江山落户

　　“一片伤心金粉地，落花时节到江南。”1937年，随着日军铁蹄步步逼近，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先后沦陷，国内和省内许多著名文化团体纷纷迁到边陲小镇——江山。其中，中华书局、浙江省战时作家协会设在城区文明坊，上海开明书店设在柴家塘顶，上海商务印书馆、中正书局设在当店弄。一度时期，玉叶小城风云际会，车水马龙。他们在江山县城落户后，从各自职能出发，创作、编排、发表了许多抗日救国文章，创办了《号外》《简报》等刊物。浙江省战时作家协会还从章程的制定、人员的安排、经费的筹措等方面，指导成立浙江省作家协会江山分会，由江山《号角》主编朱剑蓉担任理事长。

　　1941年4月，随着战事的吃紧，《天竹》杂志社、《青年日报》社、《中国儿童时报》社、《国民新闻》社，也先后从金华、诸暨迁到江山，出版发行各自的报纸、杂志。一时，江山城内报刊机构林立，各条街巷卖报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1939年7月，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东南日报》社由杭州迁往金华。1941年4月，日军横渡钱塘江，向浙西南窜扰。《东南日报》社分两路转移，一路迁往丽水，另一路由社长胡健中率领部分职工，南迁江山县，社址设在江山城东三光碓。报社员工除记者、编辑外，还有数十名排字、印刷技术工人，会计、出纳、发行、稽核等事务员。《东南日报》社立足江山后，曾发行《号外》多期。后随着日军的逼近，《东南日报》社又于1942年6月，经廿八都镇南迁到福建省南平市。

　　抗战时期的江山县城，除落户一大批文化团体外，一些剧团、电影队、宣传队也纷纷到江山玉叶小城。1935年12月，浙江省教育厅第八区电影队首次在江山县城放映进口无声电影。江山民众第一次见到银幕，十分惊讶、好奇。1937年11月，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战地服务队数十人到江山县城，组织抗日演讲演出活动。1938年1月上海职业青年服务团携带30张大幅抗日布画、100帧淞沪会战照片，先后在县城和大溪滩、贺村、新塘边等地展出，人心沸腾，场面壮观。1945年6月，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时刻，浙江东南戏剧协会电影队在玉叶小城连续放映有声电影《中华大地》《保卫国土》《鄱阳花鼓》等影片，观众如潮。这些抗日的宣传，激起江山民众抗日的决心和信心。

　　此外，杭州市私立大陆高级测量科职业学校（简称大陆高测）。于1938年7月冒着日军的炮火，辗转迁移到江山小清湖徐氏宗祠。历史上第一个高校落户江山，先后办了5年，许多江山人有幸进入这所大学学习。

　　邵荃麟在江山遇险

　　邵荃麟（1906—1971），笔名荃，力夫等，浙江慈溪人。曾任中共浙江省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香港分局文委书记等职。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1940年5月，中共金衢特委遭到国民党特务组织破坏，担任中共浙江省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邵荃麟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计划撤离浙江，并经江山县进驻福建。

　　一日，邵荃麟和夫人葛琴与另一位中共党员化装成医生、司药和护士，秘密从金华乘坐长途汽车到了江山，住进了事先安排好的中共地下党员毛鹏仙、徐再振开设的民生旅社。

　　由于坐长途汽车的劳累，邵荃麟3人洗漱完毕正准备休息，突然窜进一群国民党宪兵。这伙人不由分说，翻箱倒笼地寻找什么。邵荃麟夫妇忙拿出途中买的新鲜桃子招待，并一再解释自己是医生。不料，一位宪兵从行李箱中搜出一本英文书籍《国家与革命》，封面有列宁照片。这自然是国民党犯禁的书刊，仅凭这本书，就可被抓捕。宪兵头子看了看书和照片，似懂非懂地指着列宁像责问：“这是什么人？”邵荃麟料定这些宪兵不识外文，便不慌不忙地回答说：“这是一位俄国有名的诗人，叫伊里奇·马里杨诺夫，你们长官知识面广，肯定知道。”宪兵头子似乎大悟，忙说：“知道，知道。”便拿着桃子离开了。

　　事不宜迟，第二天晨星寥落，晓风残月，邵荃麟等3人在毛鹏仙夫妇的安排下，避开国民党宪兵的监视，悄悄地坐上了去浦城的汽车，安全到达福建。

　　麦新在江山入党

　　麦新（1914—1947），原名孙培元，又名沙默心、铁克，上海人。中国著名音乐家，1937年创作的《大刀进行曲》，唱响了全中国，鼓舞了中国军队和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7年11月，初寒料峭，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组织战地服务队来到江山，随队的有作曲家麦新和中共党员刘田夫、石凌鹤等文化人。

　　小小的江山玉叶城，当年住着南下撤退的3000多名伤兵。一天，麦新等人在街上张贴标语时，听到一个令人惊悚的消息：一个被锯掉左腿的东北兵，拄着拐杖走进一家当铺，将一个用绳子扎得紧紧的麻袋，往柜台一放。当铺的伙计，小心翼翼地解开包裹的绳子，一看里面，大吃一惊，原来竟是这位伤兵的干枯左腿，掌柜和伙计好说歹说，又送了10元钱，才把这个伤兵打发走。

　　听了这个故事，麦新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日军铁蹄践踏祖国河山，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但伤亡者得不到相应的抚恤。一些官兵消极抗战和欺压百姓的事例，深深刺痛了麦新的心。他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那天在闪闪的煤油灯下，提笔疾书，写下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

　　麦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后，抗日救国的热情更高涨了。他和同志们一道，走遍了江山的大街小巷，在车站、码头、伤兵医院、幼稚园张贴标语，教唱自己创作的《大刀进行曲》《壮丁歌》等。

　　1938年初春，经刘田夫同志介绍，战地服务队中共特别党支部批准，麦新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40年，麦新经周恩来、叶剑英介绍，分配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工作，并任系党支部书记。1947年6月6日，麦新在执行任务途中，遭匪徒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

　　郁达夫在江山采风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发起人之一。

　　1933年11月9日，郁达夫为宣传杭江铁路全线通车和宣传沿线的人文景观，应杭州铁路局车务主任曾荫干的邀请，一路沿诸暨、义乌、金华、兰溪、龙游、衢县，16日到江山。尽管郁达夫没有亲身攀登老虎山和江郎山三爿石，但仍以生花之妙笔，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仙霞纪险》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在（江山）南门外的汽车站上车，三里就到俗名东岳山，有一老虎岩，并一座明嘉靖年间建置的塔在景星山下。南行二十里，远远望得见冲天的三块巨岩江郎山，或合或离，在东面的群山中跳跃。”短短的几句话，将老虎山、景星塔展现在人们眼前，并将高耸入云、或聚或离、气象万千的江郎山三爿石描绘得惟妙惟肖。

　　事隔五年，郁达夫又于1938年9月26日，自武汉经南昌第二次到江山，住江郎旅馆。当时，正逢兵荒马乱、风声鹤唳、国难当头，加上郁达夫与夫人王映霞在感情上出现波折，心火未平，便在酒楼上独饮闷酒，静听一歌妓唱京曲《乌龙院》，后醉不成欢，并苦吟自己创作的一首七律。诗曰：“急管繁弦唱渭城，愁如大海酒边生。歌翻桃叶临官渡，曲比红儿忆小名。君去我来他日讼，天荒地老此时情。禅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带水行。”

　　在江山的两天里，郁达夫先生先后与当时抗日刊物《号角》主编朱剑蓉、编委毛鸿绥、成绍宗及江山县县长丁琮交流。面对民众情绪激昂、支援抗日前线的火热场景，联想了少数胆小鬼，包括一些文人躲避后方的一些事例，感慨万分，挥笔创作了《风雨下沅湘遥望汨罗》《募寒衣》和《前线不见文人》三首诗，交给《号角》发表。

　　《风雨下沅湘遥望汨罗》诗云：“汨罗东望路迢迢，郁怒熊熊火未消。欲驾飞涛驰白马，潇江浙水可通潮。”

　　《募寒衣》诗云：“洞庭木落雁南飞，血战初酣马正肥。江上征人三百万，秋来谁与寄寒衣。”

　　《前线不见文人》诗云：“文人几个是男儿，古训宁忘革裹尸。谁继南塘征战迹，二重桥上看降旗。”

　　熊希龄在江山行善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等，湖南凤凰人。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职。

　　1935年2月，熊希龄与江山才女毛彦文在上海结婚。3月中旬，夫妻2人双双回江山省亲。

　　上年，江山县大旱，赤日炎炎，田地干裂，农民粮食收成仅二三成。熊希龄亲临江山城关粥棚，见江山民众扶老携幼，狼吞虎咽，争相就食，心中十分伤感。回到住处，心闷不安，斟酌再三，挥笔拟就一公文，寄往浙江省政府，最后通过协商，决定以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和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委员会的名义，下拨救济款二万二千元，并从上海运来大米二万石，平粜江山灾民。

　　3月14日，熊希龄又前往毛彦文外婆处长台镇调查，得到第一手灾情材料，并连夜起草了一份《江山灾状报告》，灾状报告分5个方面，其江山灾情的内容翔实，数据具体，分析透彻，引起浙江省政府的关注。

　　上善若水，大爱无疆。在江山的四天时间里，熊希龄不顾疲劳，连续走访了救济院、慈幼院、城内小学和有关人士。一天，应文溪镇镇长王寿昌之邀，在士绅王之兴家中，清茶一杯，就江山的慈善事业相探讨两小时之久，离开时，又兴致勃勃地写下“江山县救济院”6字。其墨宝挺透遒劲，有“惊蛇入草，飞鸟入林”之态。江山士绅和广大民众见之大喜。后，将墨宝6字镌刻于青石，嵌镶在江山救济院的门墙上。

　　同年10月，江山民众为了纪念熊希龄热爱江山、乐善好施的品行，特制刻《甲戌救灾纪念碑》，屹立在江山城南景星山公园内。

　　曹聚仁在江山会友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号听涛，笔名袁大郎、丁舟等，浙江浦江人，民国时期著名记者、作家。曾任浙江省第一师范学生自治会主席。抗战期间，被中央通讯社聘为战地记者和战地特派员，后又编辑《鲁迅手册》《鲁迅年谱》等。上世纪60年代，曾为大陆与台湾的秘密来往穿针引线。

　　1938年夏，常年奔波于敌后的曹聚仁随军来到江山，并以战地特派员的身份，在江山民众教育馆、江山县抗日自卫委员会宣传全国抗战形势，详细报告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的战况，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坚定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抗战信念。同时，他又到处打听浙江第一师范同学凌独见的消息。

　　凌独见（1895—1974），原名凌荣贞，浙江江山人，“五四”运动期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认识了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曹聚仁，两位书生踌躇满志，意气相投。尤其是凌独见很有个性，特立独行，常发表与众不同意见，并自办《独见周刊》。其中发表的《辟非孝》一文，与《浙江新潮》的《非孝》一文，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一时间在杭州城引起极大反响。曹聚仁曾对有关人士说：“凌氏毫不畏惧，在会场侃侃而谈。我呢，听了双方演说，也无从判断，就此不了了之。”抗战期间，凌独见回到江山，开办了一个小商铺和“独见书店”，并担任《号角》编辑。从此，两人十多年失去联系。

　　“书生有笔曰如刀。”在抗战烽火弥漫之际，曹聚仁与凌独见两位笔杆子竟成了相互牵挂的挚友。

　　一天下午，曹聚仁通过寻找，终于在江山“独见书店”会见了凌独见。国难当头，学友相逢，抚今追昔，旧梦重温，分外感慨。两双用锐笔抨击世道的健手紧紧握在一起，久久不放松。一张方桌，半壶米酒，几碟小菜，数小时的欢叙，两位曾在浙江一师挥斥方遒的书生，互诉衷肠，互道珍重。

　　尾声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在《老将行》一诗中云：“一身轻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显然，在抗战时期的江山，这一剑是指文学之剑、文艺之剑、與论之剑。剑之锋芒也让敌人闻风丧胆。

　　就在这个时期，除邵荃麟、麦新、郁达夫、熊希龄、曹聚仁等大家外，还有许多重量级的人物来到江山，或通过各种渠道为江山书画、题词、作曲。

　　1938年6月1日，江山抗战刊物《号角》创刊。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和《东南日报》主笔、后为《浙江日报》社长的严北溟都分别为《号角》题词。黄绍竑的题词是“吹茄却敌”，严北溟的题词是：“这是大众的吼声，这是胜利的前奏。”当《号角》的主编朱剑蓉作词、戎启英作曲的《不让敌人到江山》，响遍江山城乡各地时，著名作曲家冼星海（《黄河大合唱》的作曲家）为朱剑蓉的《双十节纪念歌》谱曲，并在《号角》上登载。全国著名画家丰子恺为《号角》发表漫画：“最后的胜利”。

　　1940年11月，鲁迅的弟弟、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的周建人（后曾任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朱剑蓉题词“用血汗浇灌的结果，总会开出理想的花朵。”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成绍宗（“五四”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发起人成仿吾的侄子）也为朱剑蓉题书“文学的伟大功效是加深我们的意识，扩大我们人生的理解，具体表现我们的情感。”（高尔基语录）

　　1944年春，浙江省参议会副议长、浙江通志馆馆长余绍宋（年轻时，曾与马叙伦任教于江山中学堂）到江山，在浙江英士大学毛常教授的陪同下，重返文溪书院校址，追忆往事，感慨万分，作七律一首。诗云：“卌载文溪旧梦痕，凄然今日且重温。故人落落嗟垂尽，浩劫荒荒幸获存。华表鹤归同隔世，山阳客至暗招魂。是非恩怨皆陈迹，懒与吾贤再讲论。”

　　14年的抗战江山，部队集结，团体迁驻，难民涌入，文人相聚。这段历史是世变迭起、风雨如晦的年代，是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年代，对江山来说，也是彰显文化底蕴、铸就文化品位的年代。

　　这些与江山结缘的文化大家，无疑是文学界、艺术界、新闻界、慈善界的风云人物、重量级人物、标杆式人物。在烽火连天、国破家亡的年代，他们几经辗转，流亡到、迁移到江山玉叶小城，与江山的文化人相聚一起，终于有一个暂时安身的家，有一个磨练意志的基地，有一个宣泄激情的时机，有一段丰富生动的经历。（戴明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