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天游，是草原游牧文化与农耕田园文化自然交融的最直白、最简洁的表达形式；足以驰名中外的草原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古夏州——靖边—带为发祥轴心，并主要流行陕北地区的一个纯个性情感宣泄的音乐歌谣艺术。
—、“河套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1923年桑志华、德日进首次发现并被命名为“河套文化”的旧炻器遗址，就在县境内小桥畔附近的红柳河两岸。红柳河乃无定河上游，蒙古名“萨拉乌苏河”。因此，学术界也把“河套文化”称作“萨拉乌苏文化”。
二、中原汉文化、河套萨拉乌苏文化与匈奴草原文化的结合部
从秦大将军蒙恬修筑长城，大规模“移民实边”到汉代“移民实边”、“军事屯田”已成为国策。仅汉武帝时就向北地、上郡、西河移关东民众72万，又分出60万军人开官田，定居“戍田”。130余万“兵民参半”和“民族杂处”的民户人口结构，创造了中原汉文化、河套萨拉乌苏文化、匈奴草原文化大融合的契机。
三、夏州文化的奠基与胡汉文化自勺复合衍变
407年卫辰子赫连勃勃复其故国，称天王、大单于，建元龙升，国号大夏。随后即建都统万城。大夏国虽然仅仅25年的历史，但是，红柳河无定河流域自然地理经济的优越，和统万城居草原通西域丝绸之路的要津地位，使大夏统万之疆地，成为中原及西北各部族政权反复争夺的中心区域。
从北魏灭大夏，在统万城置夏州，其后匈奴、鲜卑、突厥、汉，还有其他不同民族如回鹘、吐蕃、契丹、印度、大食、波斯、希腊等文化注入叠加，遂有所谓“东胡文化”和“六胡文化”之说。
中唐至末南渡，到元蒙灭夏，夏州成为蒙古王公的驻牧地，夏州党项平夏部族或以藩镇节度使职割据，或立国久据，自然形成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积淀最深厚、最具有特殊意义的复合文化现象。期间，党项西夏文化历时最长，积淀的文化内涵也最丰富。
四、民户与人口结构变迁的人文历史
从鬼方獯鬻部游牧于朔方始，这里就成为“逐水草而徒”的少数部族的游牧地或驻牧地。到匈奴部族立邦建国于统万；及后，中原王朝与割据夏州的少数部族政权长达千余年的时战时和；夏州民户因而常常被大规模的“移迁一复归、复归一移迁”，反反复复。由此，至少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最终西走河套与河西走廊的部族，或东迁银绥麟延平等州的民户，其先祖应是夏州土著或汉唐中原移民的老户。
公元994年宋毁统万城“尽迁20万人口于绥银，忧加抚置”；刚刚过了6年，即公元1000年西夏又复踞之，再“徒绥州吏民之半”于夏州，于夏故城复置平夏城。
1038年，元昊于夏州建元称帝，史称西夏。后迁都兴州即今银川。直到1227年，元灭西夏，夏州才成为蒙古王公的驻牧地。这样，除西迁河套和河西走廊的部族外，留居的“土著”和“老户”，就与蒙民族杂处共居了。这就是“信天游”在几个相对封闭，甚至是存在着某种隔绝机制的不同地域，呈现出“同源系列”之奇特文化现象的真正奥秘。至此，信天游“夏州文化”的本性及其轴心辐射的渊源关联，应该是十分清晰明白了。
五、信天游传达的夏州经济文化的基本信息
鄂尔多斯高原及其南缘即靖定一带，又是我国西北乃至全国甘草产区的龙头。随着甘草贸易的扩大，晋陕边民“走西口”更成为一道风景线；再加上定边的咸盐，宁条梁镇七十二处大榨“油坊”。由“商榷”、“马市”，到“伙场”、边贸，逐步形成蒙汉贸易与商品集敞的中心商阜市镇；最著名的，就是聚集和定居了1l省区商民和商号的靖边柠条梁镇。如此，信天游既通过了“伙盘地”、边商贸易等经济活动得以扩散流传，又借力这些行走口外的边民和“脚户”注入了更丰富的内容。
靖边地以“伙场”作地名一直延续至今，如胡伙场、谷伙场、双伙场、韩伙场等。以“伙场”为地名者，陕北大约以靖边地最为普遍与独特。与蒙民伙盘耕种、分场放牧，同场碾打庄稼，吆号放歌，由天所兴，自然在原来“夏州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信天游”蒙汉兼容、各取所需的放歌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信天游尽管吸收了蒙古民歌和“脚户”歌手注入的诸多新因子，但并没有改变其“夏州音乐”的主色调。信天游还是信天游。花儿与它血脉相承；东、北路风格也是其主旋律的流变。靖边区域信天游旋律的跨度大跳与连续跳进，常常与神府爬山调极为接近，无疑，这正是相似的民族歌唱风格兼容整合的特征表现。
从上世纪40年代李季在靖边着手收集信天游，到以信天游文学形式创作《王贵与李香香》，直至成书出版信天游集本，信天游终于从民间的口口相传，登堂主流文学。“蓝花花”当之无愧地成为信天游的代表精品，在这一音乐文学形式里，至今几乎无能更出其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