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柱山摩岩石刻

天柱山，座落于大泽山的主峰西麓，盖因孤峰秀峙，如柱擎天，顶峰陡峭，其势非凡。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游此，见其“孤上干云，傍无险峰，因此名之”,并在山阳近顶绝壁书“此天柱之山”，故名。该山东临御驾，西带仙岭，南望大豁，北镇莱城，由天柱峰、西云峰两山头组成，海拔高280米。山腰树高草密，顶部巨石裸呈，然山之显名，缘有摩崖刻石。山中有东汉、北魏、北齐及金、元摩崖刻石约七十余处，形成一较大的摩崖刻石群，是我国目前不可多得的书法刻石艺术瑰宝。一九八八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青岛市最早的一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矗立在山阳的《郑文公碑》（又称郑羲上碑），即是一块天然碑状石，高3.2米，宽1.5米，将阳面稍加劈凿刻成。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文19行，共882字。系北魏光州刺史荥阳郑道昭于永平四年(公元511年)所书刻。其内容系为郑氏家族及其父兄歌功颂德，着重记述了郑羲的生平及著述。碑文格调高雅，文彩横溢，系郑羲的生前好友程天赐等六十人商酌撰文，由其次子郑道昭定稿撰写。其书法结字宽博，笔力雄健，篆势、分韵、草情毕具。郑道昭为使其先祖的业绩流芳千古，又在莱州市云峰山之阴觅一巨石，撰刻了内容相同的另一方《郑文公碑》，碑文正文后，刻有“州直南四十里天柱山阳刊有上碑，此下碑也”之句。因此，两碑有上下之分。

《石室铭》刻在山巅东南侧一较宽敞天然石室之岩壁上，共115字，摹刻精工，潇洒飘逸，疏密随意，清癯瘦硬，园转遒丽，在郑道昭诸多撰刻中，独树一帜。汪均在《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一书中评道：“碑书遒研，绝类华阳真逸《瘗鹤铭》，魏碑书势，无逾此者。”

“此天柱之山”五字刻于《郑文公碑》之上的陡峭岩壁上，极为巧妙。站在岩前仰望，悬崖壁立。附视山下，田畴平展，使人可尽情领略这“东天一柱”的雄姿。使景色、题刻内容形成和谐统一。

由《郑文公碑》沿山谷上行，见天柱峰、西云峰对峙，垂直陡立，峰间峡口宽仅一庹，人称“秋千口”。在秋千口西壁，亦有郑道昭撰书“荥阳郑道昭上游天柱下息云峰”题刻。此所题云峰，即西云峰也。此刻石字体较大，石质坚硬，虽经近一千五百年的风雨剥蚀，却宛如新刻。加之刻工精湛，至今锋棱宛然。其结体如长枪大戟，有剑拔弩张之势。“峰”字最后竖笔，一拓直下，势如破竹，雄浑强健。

在《郑文公碑》碑座前，有“道昭於天柱山之阳”题刻，字字俊逸端重。是否是笔者撰书郑文公碑的题款，尚难断定，但有明显的留名之意。为不使其因修碑亭而湮灭，被凿出保存。在碑座西侧石皮剥落处,残留数行隶书刻石,称四言诗残刻，此即《天柱山颂》。为北齐光州刺史郑述祖（郑道昭三子）于天统元年（公元565年）撰书。笔划工整精细，端正而不板滞。从其中“对碣观文、发声哽塞，临碑省字，兴然泪下，”“猗欤皇考、涉此题刻”诸语，反映出郑述祖面对祖碑、父书的悲喜情怀。

位于仙岭西侧劈石门“东魏石窟”旁一巨石上，郑书祖撰书《天柱山铭》于其上。此铭计613字，29行，每行23字，为隶书。时年已八十一岁的郑述祖，笔锋犹健、古朴厚重，极富汉魏规矩。铭中记述了天柱诸山“始皇游而忘返，武帝过以乐留”，“田单奋武之乡，郦其逞辩之地”，五十年前其父郑道昭给光州带来了“政清务简”的和乐盛世。可惜此铭在一九六八年春被破石建房，石破铭毁。直到一九八三年，才拆房觅石，只得碎石40余块，200余字，现存平度博物馆内。

除郑氏父子刻石外，又在山中先后发现东汉刻石和金元时期刻石。但郑道昭题刻最多，传说共有72处，漫山皆是。终因年代久远，风雨剥蚀，人为采石，沙埋土掩，树幛草覆，而难于寻遍。

在天柱山西侧的仙岭与劈石门之间，有三块巨石横陈道旁呈品字形排列。路西一块上刻北齐光州刺史郑述祖所撰的《天柱山铭》，可惜已毁于十年动乱时代，而路东两块尚在。稍南一块，远看是一巨石，近观，却是一小巧玲珑的石屋，称“东魏石窟”。

东魏石窟南北长5.5米，东西宽3.5米，高3.5米。窟门开于北端，门高1.4米，宽0.7米。窟壁厚1.5--0.2米不等，窟内侧长3.3米，宽1.8米，高1.7米。窟内尘土积垫较厚，外西侧因修路加高，而显得矮小一些。

环顾窟内四壁，有大小不一的浮雕像约36尊，用线条勾勒成像的有3--5尊，其中有2尊难以辨清。因此，当地有“石屋的佛爷数不清”之说。另外，东壁上有几条呈波浪纹的平行线条，多不清晰。较大的几尊佛像头部被人为地毁坏，已难以看清眉目，但一看便知是地道的佛教石窟造像。从佛像或坐或立的姿态和衣饰的褶纹，还可欣赏到佛教造像艺术之精美。西壁居中的两尊大佛，衣着紧贴躯体，胸前有明显的横向襞褶，好象刚从水里出来一样，应所谓“曹衣出水”之说。这种造像样式，正是我国融印度犍陀罗式佛像特征、将中西浮雕艺术融为一体的象征。而西壁南首的一尊立佛，左臂上举，肘弯部宽肥的衣袖下垂，形成有飘动感的纵向衣褶，更突出中国式的特点。这些特点都与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泽山西麓之释伽院(离东魏石窟六公里)的石造像碑风格一致。与在茶山观附近发现的十余尊石雕佛像亦类同。而刻在东壁上的波浪式横线，可能是用刻石艺术在讲述着佛祖“慈航普渡”“梯山航海”的故事，记述了佛文化在大泽山的兴起。这些艺术水准很高的佛雕艺术，不仅装点着我们美丽的山河，给人以艺术享受，并对当代和今后的艺术创新起着经久不衰的示范作用。大泽山因这石窟的存在而丰富了佛学文化内涵，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

位于石窟北侧近数米的地方,有一块直径3米园形巨石,形似一覆在地上的铙钹,被当地群众称“咣咣石”,又叫“帽子石”。根据石窟所留“姚保显造石塔记”残刻来判断,此即是所造石塔之基座。而位于两石西侧的巨石,则被郑述祖题刻了《天柱山铭》。

关于此三块巨石，当地百姓传说很多。相传有一西天菩萨，见路两侧两块巨石颇有仙气，想担到繁华的东莱郡去，可正在担起走时，被凡俗之人撞见，弃帽（咣咣石）而走，因此这两块石头至今还放在这儿。连草帽也变成了石头，成了塔座。而这两块石头之一，即被一个叫姚保显的人凿成石窟，并用咣咣石为基，造起了石塔。又有人说：石窟造成之后，曾被一蝎虎精占据，残害前来观赏之路人。被观音大士闻知，请玉帝派雷公电母下界捉拿。雷公性急，在捉妖时将石窟劈成了两半。后觉得成物被毁，难以交差，即央人在窟顶打眼欲锔起来，虽未成功，但锔窝尚存。还有人说：当年陈抟老祖经此，曾在此窟中酣睡数十年。后八仙游此，铁拐李为救陈抟性命，用铁拐在窟东侧捣了两个窟窿。

分析这些传说，恐难成理由。而石窟的破裂，属地震的原因，将一天然石缝震开逐渐两分。东墙壁的窟窿。恐与历史上的几次灭佛运动和佛道之争有关，确属人为的破坏。石窟的开凿时间，窟内壁上有“正光三年”字样，窟顶刻有姚保显造塔铭：“□□并□一躯□大佛仰□:六□□□□思唯□高□造石塔□躯武定六年□人姚保显造”。由此推断如此窟是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开始雕，东魏武定六年（公元548年）落成，前后历时26年，可见造石窟、石塔之艰辛。因此，姚保显其人并非什么富僧、财主之流，只是处于对佛祖的虔诚之心，致力于大修功德。历尽艰辛，经年不辍，力争来世到极乐世界去享福。

从石窟、石塔的存在，雄辩地证明，大泽山一带直至胶东地区的佛教传入及兴盛，在历史上是比较悠久的。早在唐朝高僧陈玄奘赴西域取经一百二十多年前，印度高僧梯山来中原宣扬佛教时即传播光大，已经历了一个兴衰期、两次灭佛运动。在这样的灭佛狂风中而遗存至今，可以说是饱经风霜，确实不易。至今仍以它真实的面目向人们诉说着佛教兴衰的历史，不啻是一块未埋在地下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