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故事
2017-12-12
1、城市沿革
通州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境域内就有人类活动。自西汉初建置以来，通州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金、元、明、清四朝定都北京，京杭大运河为漕运命脉的800年间，通州是京城门户、仓储重地，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十分突出。
通州自西汉设县建治，名称屡经更迭，西汉称路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五代称潞县，辽时分为潞县和漷县。金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海陵王取京杭大运河“漕运通济”之意在此设州，正式称通州。此后虽通州所辖地域多有变化，但一直称通州。民国称通州为通县，属河北省。1948年12月通县解放。1949年-1950年称通县，1954年分设通县和通州市，1958年3月通县、通州市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后，合并称为北京市通州区。1960年复称通县。1997年4月撤销通县设立通州区。
2、漕运经济
三国曹操征乌桓（wu huan），古少数民族，患军粮难至，凿平虏渠通潞水，漕运军粮。此是通州大运河漕运最初的记载。元代大运河全线开通，1292年郭守敬开凿通惠河，从此通州成为京东交通要道，成为享誉全国的漕运仓储重地。运河漕运，国脉所系，历朝视通州为肘腋（zhǒu yè），于是通州有了“乃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的美誉，为万国朝拜、四方进贡、商贾行旅、水陆进京必经之地。享有“一京（北京）、二卫（天津）、三通州”之称。漕运发达时期，“运河舟楫（zhōu jí）之盛可抵长城之雄”。
3、军政大事
通州自古是军事要冲，北京凡重大战事均涉通州。明清两代更替，近现代三次外敌入侵均经通州而薄京城。近代以来，通州更是积聚过大量的革命先驱和革命家，对压迫者和侵略者进行过殊死搏斗。
清咸丰十年，通州民团猎户数千人与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军一起殊死抗击英法联军，爆发了著名的“八里桥之战”。光绪二十六年，通州数万民众加入义和团，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留下最悲壮一页。
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成立通州革命军司令部。“五四”运动期间协和书院学生及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杨仲健、朱自清在通州宣传俄国“十月革命”。1927年春，中共潞河中学支部建立，周文彬任支部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殷汝耕叛国投敌，在通县成立了闻名中外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22县成立第二个满洲国，通县成了推行奴化教育的大本营。对此，通县人民怒火中烧，不甘屈服。先是，1937年27日通县爆发“保安队起义”，起义官兵捣毁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活捉了汉奸殷汝耕，击毙了日本特务机关长、打死日军500多人，这一事件曾通电全国，通县人民无不为之振奋。后是，1938年5月翼东地下党组织配合宋时轮和邓华的部队，举行“翼东抗日大暴动”，通州数百农民参加暴动，摧毁敌伪组织，收复县城九座，后暴动受挫后，党员和青年隐蔽通州潞河农校转入地下，继续活动。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住扎宋庄。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与傅作义的谈判在五里桥村举行，17日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史称“五里桥谈判”。
4、文化底蕴
通州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水陆都会，文人墨客多流连于此，文化积淀丰厚，明清时期建有州学、书院、会馆多所，潞河书院（现今的潞河中学校址）为东路厅所辖10州县最高学府，至今已有139年的建校史。通州境内有众多名胜古迹，现存的燃灯佛舍利塔、永通桥及石道碑、李卓吾墓、潞河中学红楼、通州清真寺、张家湾城址及通运桥等多处市级文物。“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yàng）蒲帆（pú fān）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这是清代文人对当时通州的描述，燃灯佛塔更是以“一枝塔影认通州”而成为通州城及京杭运河北端的标志。通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向来是文脉蔚（wèi）然、古韵萦绕。千年底蕴，形成通州特有的运河历史地域文化。
一是通州的皇家文化
通州的皇家文化始于辽代。辽时，通州称潞县，辖区（今漷县镇）有一片湖泊，名延芳淀。辽主每值春季来这里打猎游乐。金代，路县始称通州。金正隆四年海陵王完颜亮亲临通州视察造千艘战舰情况。元代，元世祖忽必烈于元十八年正月至通州，二月驻足通州的柳林。元成宗铁木耳也游猎柳林并发兵1500人于今通州漷县镇筑呼鹰台，用于射猎。元英宗硕德八刺时代，不仅游猎柳林而且在此敕建行宫。明朝，通州的漕运已经比较发达，明武宗朱厚照曾于正德十五年十月由江南乘舟至通州，驻扎多日。朱载厚的贵妃，明神宗的生母李太后生于通州永乐店村，据传李太后出生时曾有奇香，故生李太后的胡同取名为香儿胡同，今此胡同仍存，分为上香胡同和下香胡同两段。到了清代，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率兵攻破通州，八月，清世祖福临就驻扎通州。康熙年间，康熙帝巡视通州很多次。雍正帝去东陵谒陵时，驻在通州的任庄。乾隆三年八月乾隆帝奉太后游通州的马驹桥围猎。历代帝王及皇室在通州所留下的足迹，构成了通州皇家文化的主体，而在各层面社会生活中，通州也与皇家文化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贡院小学、司空小学等都与皇家文化有关。
二是通州的漕运文化
通州自金代开始至以后的800多年间，护卫与管理漕务成为其基本职能，居民生业也多因漕运所需而兴废。因此元代以后，通州逐渐形成了以漕运为代表的特定文化氛围。而这种特定文化中，漕运、仓储文化是其本原。其它文化多源于此。通州在全国独具的三座庙宇中的仓神庙、铁锚寺正是通州漕运仓储文化的显著特征。明清两代仓储衙署官员责任重大，为祈祷保佑无事，故建有仓神庙。明朝在张家湾码头还建有铁锚寺，无论何船经此寺，舵手均要上岸入寺，恭拜祭锚，以祷安航。每年农历三月初一，春暖花开之际，通州还在土坝码头举行开漕典礼，祭祀坝神。漕粮的收纳和支放场景可以说是蔚为壮观，构成的是一幅幅特殊的仓储文化画卷。依托漕运文化而衍生的民俗文化如花会、庙会、旱船、高跷、托洋片等更融合了各地民间活动特点。
三是通州的地名、胡同、古迹文化
通州的地名及胡同文化，把千百年来漕运的历史以地名的形式永久的积淀下来，给通州人民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也给通州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场景空间。如皇木厂、中仓、西仓等仓储地名，粮食市、瓷器口、鱼市口、斗子营、江米店、北果子市、牛市口等交易地名，都是运河漕运遗址标志的域名文化。当然还一些历史遗迹演变出来的景观文化，如八里桥、燃灯塔、三教庙等。以及以御道碑等为代表的碑刻文化。
四是通州的饮食文化
京杭大运河不仅给古代通州的相关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由它带来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形成精品。特别是被称为通州三宝的“小楼烧鲇鱼”、“大顺斋糖火烧”、“万通酱豆腐”至今仍为京津地区人民津津乐道。
五 是民间工艺文化
晚清时期，朝廷为了保证漕运通畅，严禁在运河沿岸兴修农田水利，通州农业发展受到限制，所以手工业相对比较发达。因通州城市繁华，逐渐成为消费城市，所以手工艺术品制售就更为突出，产生了许多代表人物及作品。如剪纸艺术家杨本逵、陶器制作家杨梦臣，面塑艺术家面人汤等。
5、历史人物
通州物华天宝，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孕育和汇聚了众多历代名人。古有唐代名将吴少诚、元代名臣李秉彝、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李卓吾），清代“北方才子”刘锡信，民家艺术家“汤子博”。他们都是通州城市发展的“精神财富”。
人物介绍：
吴少诚：（750－809），唐代幽州潞县人。唐朝军阀，淮西节度使。出身将门，其父曾为魏博节度属下的都虞侯。吴少诚少年时就因为父亲的缘故被授以官职。后来，梁崇义叛乱，淮西节度李希烈奉命率兵讨伐，吴少诚受到李希烈的器重，以吴少诚为前锋。等到乱事平定，吴少诚得到实封五千户。此后，李希烈割据称雄，吴少诚甘心为其所用。在唐朝军队的打击下，李希烈最后兵败身死，陈仙奇为留后，朝廷也任命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但很快为吴少诚所杀，在众人拥戴下，吴少诚自封为留后，开始掌管淮西，勤于政事，公正无私，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而后，吴少诚割据称雄，贞元十五年，陈许节度使曲环病死，吴少诚趁机扩大疆土，出兵攻掠临颍县，包围许州，这时朝廷下诏削夺了他的官爵，分遣十六道兵马前来讨伐。然而，吴少诚治兵有方，经过三次大的战役，官军三战三败。最后，官军退守五楼行营，军心动摇，又没有防备，遭到吴少诚淮西军偷袭，大败。此后，朝廷无力再征讨吴少诚，干脆下诏赦免了吴少诚的全部罪行，正式使命他为淮西节度使，还加封为检校仆射。唐顺宗时，又加封为同中书门平章事。唐宪宗即位后，又给吴少诚加官进爵，迁检校司空，809年，吴少诚在淮西病死。
李秉彝（yí）：元朝名臣，字仲常，人称闲邪公。世家大都通州潞县（今北京市通州）。世祖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升通议大夫，官工部尚书，两浙转运使。工书，十岁能习古篆隶。李秉彝元代初年最早到四川视察都江堰，就开始设想：如何把简易性工程改变成永久性，从根本上减轻民众负担，缓和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李秉彝在小河上进行模型试验，接着将都江堰枢纽破天荒改造成砌石工程。由于当时政局仍然动荡，首次改造并不彻底；不过这次改造的意义重大，为后来的彻底改造打下了坚实基础。
李贽（zhì）：（1527—1602），中国明代后期思想家。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其家是世代巨商，至祖父辈家境渐衰。嘉靖三十五年任河南共城（今河南辉县）教谕，三十九年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四十三年复任北京国子监博士，四十五年任礼部司务，隆庆四年（1570年）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万历五年（1577年）任云南姚安知府，万历八年辞官归隐。他为官期间，目睹朝廷及官员们腐败无能。他经受过倭寇侵掠、灾荒贫困的痛苦，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艰难，在新兴的市民运动推动下，希望能找到与宋明理学不同的“道”。他曾接触过王守仁学说，并研究佛学。归隐后，主要从事研究、讲学和著述。 1588年和1590年先后有《初潭集》和《焚书》问世。书中尖锐地揭露了道学家的虚伪和自私，受到攻击和迫害。后移居通州。1599年写成《藏书》，受到进一步迫害。1602年因“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在通州被逮捕。李贽入狱后，听说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他感慨地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于是愤而以剃刀自刎。李贽去世后，马经纶遵其遗嘱，将其安葬于通州城北的马厂村。1610年，汪可受曾立《卓吾老子墓碑》；1612年以后迁至西海子公园内。墓前立其好友焦闳书“李卓吾先生墓”碑。西有通州区人民政府所立《重移李卓吾墓记》碑。两碑前有周扬题“一代宗师”碑。在青松翠柏，一湖碧水的环绕中，李卓吾先生得以安息。
刘锡信：字桐村，清代通州人。少年时代聪明伶俐，理解力强，喜好读书。青年时代博览群书，深通历史，熟读传记。乾隆三十年（1765），考中举人。后从事实际事业，以举子身份到山东省即墨任知县，清廉公正，政绩突出，声誉较高。不久，升任他为户部湖广司员外郎，主管湖广省有关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辅助郎中办理相关业务。政事余暇，每天还要批点校对书籍，蝇头小楷朱批黄正，而且著书立说，有《潞城考古录》3卷，批改订正不同之处，填补历史记载的空白，或纠正史料记述的谬误。他平生不追求名利，专心研考史籍，一般人罕有能够达到他这种治学程度者，所以著述较多：《历代讳名考》、《煮石山房存稿》、《菱溪笔记》等。清初大学问家多器重他，称他为“北方第一学者”。其他文化名流也都对他给予很高评价。
汤子博：第一代面塑大师（艺名面人汤），1882年生于通州新城南街。少喜绘塑，兴趣广泛。对医、儒、释、道、禅均有研究。清末在通州万寿宫偶遇山东面塑艺人，颇感兴趣，遂购其面团，潜心研习面塑，终有所成。汤氏面塑独具特色，人物神态生动逼真，惟妙惟肖，精细所致，能在半个核桃里塑造27个人物，堪称艺术绝品。1956年中央工艺美院成立汤子博工作室，从此“面人汤”从民间登上艺术殿堂。作品多被选为国家礼品并常参加国内外展览，曾获“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奖章。
通州优越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文化积淀，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通州的当代发展史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通州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1949年-1950年称通县，1954年分设通县和通州市，1958年通县、通州市从河北划归北京，合并成北京市通州区，1960年复称通县。之后的通州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初期到1978年
建国初期城市建设速度较慢，“文革”时期，城市建设几乎停滞，城区面积仅16平方公里，通州仍停留在一个小县城的概念上，城建、交通、环保等相对落后。
新中国建立初期，通县、通州市的各级党组织，带领人民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中，通县有成绩也有挫折。通县同全国一样，也曾大炼钢铁，搞浮夸风；也曾集中了2万余名工作队进行“四清”大会战，使不少基层农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1966年5月开始文化大革命，1967年12月成立通县革命委员会取代中共通县县委。 1970年通县县委又恢复。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当年全县7605人参加高考，483人被录取为大中专学生。
1978年，全县总人口52.32万，农业总产值33009万，工业总产值12996.1万元，财政收入2964万元。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30年
改革开放以后，通县城市建设出现了新的转机，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经济发展
1981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此后通县乡镇工业异军突起，经济发展突飞猛进。
1992年通县成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位列全国第17位，全县社会总产值83亿，农业总产值12亿元，工业总产值63.2亿元，财政收入1.76亿元，通州的声誉达到顶峰。
1994年1月国家统计局12项指标评比，通州位于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第10位。
1997年，北京市撤销通县建置设立通州区。同年10月通州区委决定撤销西城、南城、北城、东城、新建、运河、北苑七个办事处及党委，成立中仓、新华、玉桥、北苑街道办事处及工委。是年，通州的354家企业完成重组改制，其中28家被拍卖。是年，注册登记的外资企业已达360家。1997年初，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5.13亿元。财政收入1.79亿元，比1992年仅增长1.7%。
2001年7月，通州进行撤乡并镇，全区定为下辖10个镇，一个民族乡、4个街道，延续至今。2002年末，全区国内生产总值91.33亿元，比1997年的38.45亿元增长1.37倍。地方财政收入实现6.94亿元，比1997年的1.97亿元增长2.63倍。
2、城市规划
1959年通县第一次编写城市建设规划。1984年，通县首次制定了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了建设北京卫星城的发展思路。到1996年，通州城区建成面积26平方公里，人口26万。建成东西向、南北向各3条主干道，连接165条街巷、居民小区。此阶段，通州作为北京卫星城，接纳了大量化工业、制造业企业，为北京市区二产向郊区转移和缓解市区就业、人口压力，作出了重大贡献。1997年，通州城市建设迈上了快车道。通州区制定实施了《通州卫星城总体规划（1996年-2010年）》和《通州区域总体规划》。2000年，京沈高速路、通顺公路、东六环路通州段相继通车。连接城内复八线地铁的八通轻轨铁路工程于2003年通车运行。规划建设的5座横跨运河两岸的大桥，其中东关大桥、运河大桥、六环西辅路跨运河桥已建成通车，玉带河大桥、城市彩虹景观桥也已建成。“三纵（滨河路、新华南北路、京津路）三横（新华大街、玉带河大街、运河大街）”的城市内部交通网络基本形成。2003年通州酝酿启动编制《通州新城规划（2005年-2020年》，通州新城建设翻开了新的一页。
3、文化名流
这一阶段，不但通州的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教育文化事业也取得了丰收的成果，涌现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形成了颇具通州特色的“作家群”，他们为通州赢得了世界的声誉，他们是通州的骄傲。其中，刘绍棠、高占祥、刘白羽、王梓夫等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作家介绍
刘白羽，通州人，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他在1950年参加编制的反映解放战争的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一等奖；散文集《芳草集》获1989年优秀散文奖；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和（1986至1994年）炎黄文学奖；长篇传记文学《心灵的历程》，获首届（1990年至1994年）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他有多种作品被译成英、俄、德等多种文种出版。
刘绍棠，通州儒林村人，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幼年成才，13岁开始发表作品，20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是50年代中国文坛的“神童作家”。青少年时代作品清新、淡雅，把土改后的农村写得嫩苗遍野，生机盎然，受孙犁作品深刻影响，有社会主义“田园牧歌”之美誉。刘绍棠将“荷花淀派”的柔媚、清丽之美与“燕赵文化”的阳刚、劲健之美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建立了独具风采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著有《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系列》12卷。其中长篇小说《京门脸子》获北京优秀作品奖，中篇小说《蒲柳人家》获全国优秀作品奖，短篇小说《娥眉》获全国优秀作品奖。其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浩然，长期在通州工作创作的作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杏花雨》，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浩然选集》5卷，自传体长篇小说《乐土》、《活泉》、《圆梦》等。其主要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连环画，并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苍生》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别奖。
高占祥，通州人，曾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主要文学作品有《浇花集》、《微言集》、《微风集》、《春泥集》等，并有《高占祥书法集》、《高占祥人物摄影作品集》、《莲花韵》、《荷花韵》等摄影专集。
房树民，通州人，曾任中国青年报社文艺部主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诞生》、《九月的田野》、《樱桃园村》、《雪打灯》，与人合作发表报告文学《向秀丽》、《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等。
王梓夫，通州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室主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异母兄弟》、《漕运码头》，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之光》、《大运河启示录》，纪实文学《净化神圣的国土》，中篇小说集《昨夜春风》，话剧《夏威夷酒家》、《红河谷》等剧本。其中《漕运码头》也获得了第二届姚雪垠文学奖，去年被拍成电视剧，在各大电视台播出，赢得了很高的收视率。）
改革开放以后，通州文学艺术事业不仅调动了通州人的创作激情，而且吸引了各方艺术人士来通州居住创作。其中，不乏大家、名家。如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著名雕塑艺术家韩美林先生、著名歌唱家郭颂先生等。另有宋庄画家村及各界来通州发展的艺术家达2000余人。
在新世纪的光芒中，勇于开拓进取的通州人，将紧紧抓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团结奋斗，乘势而上，全力打造区域服务中心，续写新的篇章。
潞河中学旧影
通州文庙紧邻通州的标志燃灯塔
历史上的通州在北京、天津及冀东的大部分地区，名字是响当当的，在行政、文化、物流商贸等诸多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有着“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美誉。
通州自西汉初开始建立县治，史称路县，东汉建武二年（26年）改为潞县。金天德三年（1151年）金朝统治者完颜亮认识到潞县的漕运地位，将其由县治升格为州治，并取“漕运通济”之意，取名“通州”，清雍正六年（1728年）通州被定为散州，民国三年（1914年）散州更名“通县”，其城镇的区域称通州。历史上的通州因漕运而闻名，一度成为南方人员及物资进京的最重要中转地，经贸的发达带来了文化的兴盛，与京城咫尺之遥的通州成为华北平原上一个重要的文兴之地，今天品读版将从文化教育的角度为读者解读未来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
1通州学宫及通州贡院
历史上通州学宫及通州贡院闻名京畿。学宫，又称文庙或孔庙。通州学宫位于城内大成街北侧，由通州知州赵居礼主持修建于元代大德二年（1298年），比北京的国子监还早4年。学宫的建筑规制齐全完整，坐北朝南，左侧最大的建筑部分是孔庙，其建筑组成是大成殿、崇圣殿、圣训亭、东庑（供奉先贤周敦颐、程顥等41人牌位，先儒欧阳修、司马光等34人牌位）、西庑（供奉先贤公冶长、程颐等38人牌位，先儒诸葛亮、韩愈、董仲舒、王守仁等34人牌位）、名宦祠（摆有通州的一些有名望官员的牌位）、乡贤祠（摆有通州有名望的文人贤士牌位）以及如日中天牌坊、忠义祠、节孝祠等建筑。
据研究北京地区早期教育的专家俞启定认定：通州学宫（文庙）的藏书、礼器、乐器最为完备，且记录最为详尽，其学宫的办学规模及规制在明清时期的京畿地区是首屈一指的。日伪时期的1935年，汉奸殷汝耕将学宫的众多建筑当做其“政府”及下属机构所在地。1958年，北京花丝镶嵌厂迁至此，学宫大部分建筑被拆除，只遗留大成殿和泮池，现在孔庙大部分建筑已恢复，当地人一般把它称做通州文庙。
通州的贡院也非常有名， 史料记载通州贡院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年至1619年），位于城内的贡院胡同北侧，占地7331平方米，共有房屋72间，其中供考试用的房屋42间，其余为供办公用的房屋。
明清的科举考试分为三个等级：一级为京城的会试和皇宫的殿试；二级为省级的乡试；三级为州、府、县的院试、府试、县试。通州贡院考试定为三级，但通州为京畿重地，且通州的教育、科举发达，考试级别较其他地区高一个档次。清代设立顺天府四路厅署，东路厅（通州、三河、武清、宝坻、蓟州、香河、宁河）、西路厅（大兴、宛平、涿州、良乡、房山）、南路厅（霸州、保定、东安、文安、固安、永清、大城）、北路厅（昌平、顺义、密云、怀柔、平谷）下辖24个州、县及遵化、丰润、玉田的院试、府试都在通州贡院进行，所以当时通州的贡院考试规模比较大。每到贡院考试时期，通州城东北及城北的住房多被租赁一空，与考试相关的餐饮、日用品、文化用品等行业生意十分兴隆，这些促进了通州的繁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通州贡院遭遇火灾被毁而夷为平地，又值当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义和团活动的地区停止科考5年，所以通州的科考改在京东遵化州进行。后来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所以通州贡院一直未能恢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通州官立小学（今贡院小学）在贡院遗址上创建，原贡院的空地被辟为官立小学的操场。
2近代传教士通州办学
史载元代通州就有书院建立，明代北京地区建有八家书院，有四家位于通州。清同治六年（1867年），美国教会开始在通州建立教会学校，之后演变成华北协和大学、潞河中学，再加上另一所教会学校富育女中，通州的教育在清末及民国时期达到顶峰，名声誉满华北。
1867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姜戴德牧师在通州城内的公理会胡同（鱼市胡同）创建“潞河男塾”，这是北京地区最早建立的教会学校之一，学校的生源大都由在直隶（含京、津）、山东和山西的教会推荐选送。1869年，美国公理会选聘谢卫楼（又称谢子荣）博士任校长，学校更名为“潞河书院”，1885年，学校开始设立中学班，1889年设立大学班，成为一所高等学府。1893年学校在通州新城南门外以西置地，依次建设了正规的教学楼、图书馆、体育场、师生宿舍，办学规模也相应扩大，课程设置除了文、理、神、艺外，还把足球、篮球、网球、田径等引入进来，这是现代竞技体育在北京地区最早出现。1895年，学校正式落成。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潞河书院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殃及，所有建筑被全部烧毁，其中图书馆的藏书被焚毁，甚为可惜！学校师生被迫前往北京赵公府躲避，并在那里举行了毕业典礼。之后学校由美国华北基督教公理会、长老会和英国伦敦会联合利用庚子赔款和自筹款项在原址重建，学校教师博雅格博士又捐出其夫人家族遗产在学校以西置地50亩，使学校的规模较前期更为扩大，1903年学校重建完成，并更名为“协和书院”（又称协和大学堂）。1911年，正式更名“华北协和大学”，认命高厚德博士为校长，由于学校的规模大、设施好，一度成为华北地区一流的高等学府。
1919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联合另外几家教会，将华北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合并组建燕京大学，聘任美国长老会司徒雷登教士为校长，原华北协和大学校长高厚德任代校务长。考虑到在通州的华北协和大学离早期的义和团势力较近，且位于通州城外，所以燕京大学暂时利用汇文大学校址，即京城崇文门内的盔甲胡同（今北京火车站的位置），但由于该地的各种设施及场地比较简陋，所以通州的华北协和大学只有零星的师生来到新址办公、授课及学习。
1920年，司徒雷登校长经多方筹款后开始在海淀黄庄置地600余亩，建设燕京大学新校区，三校师生也陆续迁入新址。1925年，仿照通州的标志性建筑燃灯塔建造的校园内最高建筑物水塔落成，建筑的所有款项是由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博晨光博士的叔父捐助，老人的音译为博雅，为纪念此事，水塔被命名为“博雅塔”，这座建筑也成为如今北京大学校园的标志性建筑。
潞河中学的谢氏楼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拍摄的电影《京都球侠》以协和书院学生与英国水兵之间的一场足球赛为背景创作。
驶往通州的美国物资船队
自从华北协和大学从通州迁走以后，其中斋部留在原址继续办学，原大学的所有设施全部留给中斋部使用，由美国田和瑞博士任校长，并更名为“基督教潞河中学”，由于学校与燕京大学的渊源，学生毕业后可以优先到燕京大学就读，另外齐鲁大学和海外大学也是学生的继续深造之地。
民国十五年（1926年），哈佛大学毕业的陈昌佑博士任校长，陈昌佑上任后，学校把“基督教”三字去除，得名“潞河中学”至今。潞河中学延续了以往优秀的办学传统，并树立以“人格教育”、“三育齐备”为主的办学模式，即德、智、体全面发展，学习要为职业服务。学校并不拘泥于书本知识的传授，在体育、文艺、社会实践上更是投入巨大，使得学校的各个学科在当时的北平及华北都有较大的声誉，全国各地（除西藏）和海外的莘莘学子都慕名到潞河中学就读。1942年日伪政府强行管理潞河中学，陈昌佑率领大批师生辗转西安，并在西安创办圣潞中学（今西安市第四中学），校务主任靳铁山率另外两名主任及十余名教师到安徽涡北中学（今亳州一中）教学，1946年师生又陆续回到通州，也有一些教师留在当地，为当地的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民国时期是潞河中学的黄金时期，其影响力波及华北、全国及海外，至今在天津、太原、西安、台湾及海外都有潞河中学的校友会。潞河著名校友有：国家院士黄昆、曹天钦、宋书和、秦馨菱、侯仁之，航天材料科学家颜鸣皋，外科医学专家同仁医院院长戴士铭、口腔外科带头人王翰章，作家刘绍棠、红学家李希凡，西部歌王王洛宾，联合国大使李鹿野，北京人艺副院长夏淳、刁光覃，电影演员梅憙、李仁堂，戏剧小品作家演员李文启，书画家张源、新闻摄影家张广基等。
通州还有一所著名的教会女校富育女学校，建于光绪六年（1880年）前后，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富善的夫人幕柯创办，初名“安士学道院”，专门对通州的妇女进行传经布道。1903年改为专门招收女童的“童蒙馆”，定为部分寄宿的七年制小学。1905年富善夫妇被基督教公理会派往北京工作，学校由美国牧师宾双士、雷恩德、中国人李子淑接管，学校也被正式命名为“富育女学校（Goodrich Girl School）”。民国十二年（1923年）学校设初中部，1927年崔岫庵成为第一个担任校长的中国人。1944年学校被并入城东的河北省立通县女子师范学校，原校址改为“河北省农业专科学校”。1946年富育女中复校，陈昌佑任代校长。1949年后又依次命名为河北省立通县女子初级中学、北京市通州区女子中学、通县二中，现为通州区第二中学。知名校友有：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李德全、中国妇幼卫生事业创始人杨崇瑞等。
在通州还存在过两所由美国基督教卫理会创建的学校，学校位于潞河中学和富育女中之间，也就是今天北京护士学校的位置，这两所学校分别是华美学校和仁光高级护校。华美学校创建于1889年，其在校的学生是由在华美国人员的子弟组成的，1949年后学校停办。
仁光高级护校创建于1905年，是一所为医院培养护士的职业学校，1949年由政府接管，1953年改为北京市立第二护校，并把华美学校的所有建筑设施合并在一起，1981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市护士学校。
3潞河书院是中国近代竞技体育发源地
清同治六年（1867年），美国教会在通州建立了教会学校潞河男塾（即后来陆续更名的潞河书院、协和书院、华北协和大学、潞河中学），学校教学模式完全以美国学校为标准，西方一些竞技体育项目如足球、篮球、网球、棒球及田径作为学校的体育课程被广泛开展起来，这在北京地区是最早出现的。学校非常重视体育，加之其师资力量雄厚，自光绪十九年（1893年）就成立了协和书院足球、网球、棒球、田径等队伍，并参加了一些国内、校际的比赛。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协和书院与汇文书院举行的运动会为北京最早的校际间运动会。1906年，协和书院足球队与英国海军足球队在天安门前的比赛为中国第一场国际体育比赛。民国十五年（1926年）陈昌佑任潞河中学第一任华人校长，学校的体育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潞河中学的体育成绩在全国的同级别学校中是佼佼者，声誉传遍全国，潞河从此也养成了重视体育的传统，这种传统也使潞河的每名学生都有一个良好的体质。据西部歌王王洛宾回忆，自己小时候体弱多病，父母为了让他日后有一个好身体，便把他送到潞河中学读书，通过在潞河的体育锻炼，使他的身体强健起来，从而顶受住了后来的种种磨难。优良的体育锻炼传统，使潞河走出了多位空军飞行员，如国民党的空军将军乌钺、衣复恩及后来的北京军区空军中将司令贾永生。一位毕业于潞河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对学校的体育运动做了一个很好的评价：“从潞河走出去的学生，腿是不应该有病的。”
潞河书院的体育运动开创了北京地区体育运动的先河，其所属的各类球队也是当时北京地区的一流强队。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来各国的驻军组织了几支足球队，其中以英国海军足球队为最强，当他们得知协和书院足球队在北京十分有名，便点名要求比赛，当时的协和书院足球队队长杨国荃带领全队欣然应战，双方定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5月7日在京城天安门前的空场上进行比赛。
当天比赛时，英国球员身穿足球运动服、足球鞋，协和书院队员身着清代服装，白布裹腿，用麻绳绑住布鞋，将发辫盘系在脖子上。比赛按照现代足球规则进行，并设立裁判，有近千名京城百姓、各国驻军及使节围观，为双方呐喊助威。这事很快传到紫禁城内，据说上奏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派部门官员前去观战，并赐予一枚定窑白瓷九龙杯作为胜者奖杯。比赛甚为激烈，最终协和书院足球队彰显实力，以2比0获胜，这场比赛也成为中国第一场国际足球赛，之后清朝官员为讨好英国，把奖杯送给英国足球队，后来英国又把奖杯还给了协和书院足球队。这座有着巨大意义的奖杯一直保留在潞河中学，遗憾的是，该奖杯在“文革”中遗失，下落不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拍摄的电影《京都球侠》，就是以此为背景创作。
■补白
通州繁盛的经济
通州是北方漕运中心，漕运也是它历史上持续繁荣的根本。史载，通州自秦代（公元前221年）就开始有了用北运河运输军粮的记录。元代北京为元大都，郭守敬主持修建了北京至通州的通惠河，使得通州漕运规模进一步扩大。明、清时随着北京都城的扩大和国家经济的发展，通州漕运规模达到顶峰， 另外还有大量的官船、客舫往来于通州，其运送的人员诸如出京巡视的帝王将相及钦差大臣、到京述职及离京赴任的官员、进京赶考的各地举子、前来朝奉的各国使节，还有大量的商旅人士及探亲访友的百姓，也都在通州或弃船登岸，或转舟前行。史载明景泰、天顺年间从山东济宁至通州的运粮漕船为2000只，护船漕兵就达20000人。史书描绘当时的状景是“半天下之财富，悉经此路而进”。
自金代起通州就建有三座粮仓，到了明代通州的粮仓达到了顶峰，明代宣德、正统、天顺时期，通州建有大运西、中、东、南四个粮仓，四仓可储存漕粮800余万石，可谓当时全国最大的粮仓。朝廷为此还设立了五卫护军，共计25000名兵士守卫。
自金代开始，元、明、清一直都把北京定为国都，并举全国之力打造这座都城，为了显示皇权及国威，这些建筑材料必须是最好的，于是，云南、四川、贵州、湖北的名贵木材，苏州的金砖，临清的城砖，巨大规整的青条石等，都通过漕运运抵通州，再由朝廷按需调往京城及各地，如此，通州便成为北方的建筑材料集散地，也正是由于京城众多的建筑材料是由水运来的，所以就有了一种北京是一座“漂来的北京城”的说法。
金、元、明、清四代通州国家漕运的发展，带动了民间航运贸易。政府准许来往通州的漕船可以顺带一些土产杂货，明代规定每船可以夹带10石货物，到了清代，每船夹带货物增加到180石，尽管数量增加了许多，但是也远远满足不了南北方对各地商品的需求，因此，大量的民间商船发展起来，每年都会有一两千只的商船来往于通州，大量的南方商品如：苏杭的丝绸，广东的粤绣及雕饰，湘绣，蜀锦，江西的瓷器，福建、安徽的茶叶以及各地的土特产、干鲜果品、手工艺制品等，还有南洋及海外的各种洋货，都经运河运抵通州，塞北的皮毛、革筋也通过骆驼队汇集通州。所有这些商品都在通州或批发零售或转运。据记载，通州茶商每年发往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及俄罗斯的茶叶为10万箱，1892年俄罗斯商人从通州用骆驼队转运茶叶达90万箱。至今，通州城的许多地区像江米店街、粮食市街、果子巷胡同、瓷器胡同、姜厂子、盐滩及张家湾地区的上盐厂、下盐厂、木瓜厂等都是当年商品的集散地。商品贸易的发达还催生了商业会馆，江西会馆、山西布行公所、山西翼城粮商和布商组成的晋冀会馆以及由瓷器商人组成的瓷器会馆、由浙江商人组成的浙江乡同会馆等相继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