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指示,完成了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进军大别山的战略部署,揭开了全国性大进攻的序幕。
由于部队刚进入大别山区,老百姓对刘邓大军的到来还未完全接纳,加上连年战争,这里的物资相当匮乏,官兵水土又不服,12万大军吃穿难问题成为官兵意志力动摇的重要隐患,一些部队出现了抓向导、拉水牛、拿东西等违法乱纪现象,这让刘邓首长忧心如焚。
1947年9月2日,刘邓在新县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大会,刘伯承痛心疾首地说:“部队纪律这么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邓小平严肃地批评道:“这是我们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己挖坟墓!”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纪律: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会议还规定,各个部队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
1947年10月13日这天上午,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派出纪律检查组,由邓小平亲自带领,去总路嘴镇检查群众纪律。
总路嘴是个大集镇,国民党军队刚刚撤走,解放军又驻了进来。老百姓两头跑反,见队伍就逃。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关着门板,街上行人稀少,远远只看见一个军人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拐出店铺,扬长而去。
邓小平追了几步没追上,便对时任保卫科科长的张之轩说:“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哪个单位的?”
张之轩调查回来,见刘伯承已经等在邓小平的屋里了。邓小平问:“搞清楚了?”张之轩点点头:“是个副连长,见店铺主人不在,就拿了一匹布和一捆粉条……”
邓小平厉声说道:“拿?这是抢!我们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者,枪毙!要执行纪律!如果令出不行,说了不算,再发展下去,我们肯定在大别山站不住脚!”
刘伯承来回踱步,问:“他是哪个单位的?”张之轩答:“警卫团的”。
刘伯承摇摇头,叹道:“灯下黑哟!问题竟然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
邓小平说:“问题就在这里。部队纪律整顿得如何,首先要看你的直属队,要看你的警卫员。如果这两部分人都管理不好,那么离坟墓也就不远了。法纪如山,谁也不能以身试法。如果我们不能对一个连长实行纪律,那么营长、团长、旅长……包括对我们自己又如何约束呢?张之轩同志,通知部队,下午召开公判大会,另外派一部分同志上山,动员群众下山参加。”
张之轩说了“是”,身子却未动。刘伯承问:“你还有话说?”
张之轩回答:“那个副连长说,他对不起刘邓首长,中秋节那天,首长还……”
刘伯承想起来了,一惊:“你说他就是……三连副连长赵桂良,不要说了,我知道他。”接下来的话,语调低沉而有些颤抖:“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副连长啊!懂得关心战士,打摆子了还替战士站岗。可……他为什么偏忘了人民忘了纪律忘了自己是一个干部呢?张之轩同志,请你转告赵桂良副连长,对他的处决,我和邓政委都很沉痛。但是,希望他能明白,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的纪律搞不好,老百姓为什么不可以跟别人走呢?”
禁闭室内,赵桂良焦干的嘴唇蠕动着:“组织处理,我没意见。我……该杀”。张之轩几次问赵桂良有什么要说的事,说一说?赵桂良始终不说,张之轩又讲:“时间不多了,真的没有别的话了?哪怕……哪怕事后有什么要求也可以讲讲呀!”
赵桂良摇着头:“没有,真的没有。”良久,张之轩与赵桂良相视无言。突然,赵桂良捂住脸失声痛哭:“我……没有别的亲人,我只有一个老母亲……等革命胜利了,请组织告诉她老人家,我是杀敌牺牲的,不是这样……”
审判大会在总路嘴镇樊家榨湾前的平场上举行。 会场的一侧坐着部队,整齐肃穆。会场的另一侧坐着群众,寂静无声。 野战军组织部部长陈鹤桥宣布公审大会开始。参谋长李达宣读了对赵桂良处决的命令。 沉痛的语调更增添了大会的沉重气氛。跑到山里躲避大军、刚刚赶回参加大会的店铺老板跑到会场台前,拍着台板哭道:“早知道大军的纪律这么严,说什么我也不往山上跑。如果家里有人,也不会发生这事啊!请刀下留情,刀下留情啊!”总路嘴的枪声响了。 刘伯承的手颤抖了一下,他知道,赵桂良拿的花布,是要给小战士牛原平做棉衣御冬的,他拿的东西没有一件是给他自己的……。此时此刻,任何劝慰都无法安抚这位爱兵如子的师长,邓小平只能自语般地说道:“应该好好安葬赵桂良同志。” 刘伯承点点头,泪水潸然落下。 “还要通知地方政府,按烈军属待遇照顾他的家庭。赵桂良同志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教育好,对不起生他养他盼望他的老妈妈……” 刘伯承还是点点头,一任泪水横流。 烟头烧到了邓小平的手指,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 警卫团3连的牛原平和战士们捐出自已为数不多的积蓄,买了口一作厚的白木棺材,埋葬了他们的副连长。
故事讲到这,我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毛主席曾经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朱总司令也说过,“纪律是军人的生命”,刘邓首长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和刀刃向内的勇气,用铁纪锻造了铁军。我想,如果赵桂良同志的死能够唤起10万大军的斗志,有利于建立起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那么他会安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