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瑛:明代宣府镇及大境门段长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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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家口记忆 / 马志宏主编.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143-59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71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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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宣府镇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张家口地区，但是长城以外就不是了。大境门段长城是指现在东起东太平山，越清水河，上西太平山，经卧云、塔台背子山，过菜市、清河、土井子诸村西至坝底村桥西辖区内的这段长城。

　　大境门段长城修筑于“北魏”之说暂且搁置，依有文献资料可查的历史记载，今天的大境门段长城最晚建于明代初期。为更好地理清这段长城的历史，我们必需先从明代宣府修长城的历史背景说起。也就是说，要讲大境门段长城必须要先说清楚宣府镇长城的来龙去脉。

　　1368年，明朝军队攻克北京,元顺帝妥欢帖睦尔仓皇出逃，经宣府之常峪口退回了草原。蒙古人跑了，明王朝定都南京。明王朝建国的头一两年，北部边境地区还算是比较安宁。面对安宁的边境形势，朱元璋错误地认为蒙古人被彻底打垮了，便准备以长城为界，采取守势，与蒙古人老死不相往来。《明太祖实录》卷三二记录下了他的观点：“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其败，俱系于天。若纵其北归，天命厌绝，彼自澌尽，不必穷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后，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扰耳。”为“防其侵扰”，朱元璋决定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沿长城划了一条警戒线，一方面要“固守疆圉”，另一方面也是要告诉蒙古人和东北女真人，汉、蒙、女真从此要以塞为边，以长城为界。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国策，明王朝开始动用大量人力财力修补旧朝长城。

　　明代称长城为边墙。宣府镇是明朝九边中边墙最多的军镇。宣府镇边墙的修筑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明初洪武、永乐年间。这期间虽然对外长城进行了补修，但数量不多。这是因为当时明朝对蒙古势力还处于相对优势地位。朱元璋确定的基本国策是“严防”与“怀柔”相结合，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朱棣登基后的头几年，中原战乱，朱棣无力顾及边患，致使边地防务松弛，蒙古人势力得以增长。所以，朱棣在对蒙古人采取怀柔政策的同时，适度收缩了边疆，放弃了大宁防线，致使开平的守御陷于困境。之后在设置万全都司的同时，又不得已将兴和守御千户迁至宣府镇城，将开平卫移驻独石口，其它防御据点也作适当调整。从此时开始，长城就正式成为了防御蒙古人的第一道防线，建立边墙与堡寨相结合的防务体系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以图实现蒙古“不能为我边患”的目标。

　　第二阶段为成化、嘉靖年间。从明初开国不久到万历年间的200多年时间里，明王朝基本完成了万里长城的修筑工程，其中成化和嘉靖两朝是修筑长城规模最大、距离最长的时期。这是因为经过正统年间的“土木之变”，明朝已经由比较强大转变为相对衰弱，对蒙古势力的方针已由积极防御转变为消极防御，只能以修筑边墙来加大防御力度。

　　第三阶段为隆庆、万历年间。这时蒙汉之间实现了通贡互市，宣大沿边一带处于和平发展时期，明朝的防御重点已由宣大转移到辽东、蓟镇一带。所以，这一时期宣府镇修长城的记录并不多。

　　第四阶段为崇祯年间。这一时期，宣府、大同一带因与蒙古人关系的修好，防御思想涣散，军务废弛，很多地段长城已形同虚设。进入崇祯年，另一个草原游牧部族满清渐渐强大起来。不久，满清人从宣府镇防线打进来，宣府镇长城的作用再次凸显。此时，宣府镇紧急行动起来，修葺长城成为第一要务。可是，因朝廷此时无力拨款，所以只能搞些小规模的修修补补。这时期的长城修葺尽管规模不大，但却是专家们公认的中国长城修筑史的收官之作。

　　《明史·志》六十七记载：“……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关，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明代，宣府镇是距京师最近的军镇，军事位置极为重要，为长城“九镇之首”，被称为“京师锁钥”、“神京屏翰”、“长城要塞”、“边陲重镇”等等。有“九边冲要数宣府”之说。宣府镇地理位置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其毗邻北京，聚居在宣府镇北部和西北部的残元势力威逼北京时几乎都从这里经过，宣府成为京师西北面最重要的外围据点;二是因为宣府镇一旦失守，北京的防线就剩下了居庸关一道。一般来说，只要兵临居庸关下，首都北京的形势就非常危急，而只要入侵者突破宣府镇防线，攻克居庸关就比较容易了。所以名义上是北京第二道防线的宣府镇，事实上就成了保卫北京的最后防线。而朝廷对蒙古可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几乎也都是以宣府镇为出发基地的。

　　宣府镇的城池堪称是最大最坚固的。当时的宣府镇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军区或者比较大的军分区，它上面还设有个相当于现在大军区的管辖三个镇、三个府的宣大总督。因为大军区和省军区两级军事指挥机构都设在宣化，所以宣化的规模就比一般的军事驻地要大的多。经过谷王朱橞历时六年的展筑以及后来不断的修建完善，宣府镇城不仅成为了宣府镇的军事防御中心，城市本身也成为了具有独立作战功能的军事堡垒。当时的规模不仅在北边诸镇中首屈一指，就是在全国的城市中规模也不算小。

　　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载：宣府城周二十四里，高三丈五尺。它西边的大同甚至西安，都比不上它的规模。加之宣府的城墙是夯土外加青砖包砌的，城防设施完备，城高池深，气象雄伟，坚不可摧，所以在长城沿线的九个军事重镇中，宣化城有“其城雄阔甲于他郡”的美誉。

　　宣府的总兵官与别处不同，其职务是挂镇朔将军印的将军。当时全国共有总兵62名，而总兵挂印称将军的仅有8名。九边重镇中总兵称将军者有6个，以“镇”字为将军号的只有2名，就是宣府镇朔将军和延绥镇西将军。其余分别为大同征西前将军、辽东征虏前将军、甘肃平羌将军、宁夏征西将军。以“镇”字打头的将军级别上高于“征”字和“平”字打头的将军。总兵官品级上是正三品，但是因为有了镇朔将军的称号，就成了二品大员，当地军、政也因此实行了“一元化”领导。原来统领这里的省级军、政领导机构“万全都指挥使司”的最高长官都指挥使也成了其下属。

　　宣府是驻守兵将最多的城池。明朝常备军约有100多万人，宣府镇驻军几乎占全国总兵力的九分之一;九边陈兵大约60万，宣府镇约占了五分之一还多，城内常驻军五六万人。据《宣府镇志》记载：在明朝末年，城内人口绝大多数为在籍军户。

　　嘉靖年间，宣府镇有军户12万人，官户4千人，民户仅2千人，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军城”。

　　正如《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所记载：“宣大古云中、上谷地，山以西古并州境也，北邻大漠，西瞰套虏，自古称戎马之场。我成祖三犁虏庭，宿重兵于三镇，以声势喝虏，大漠之南王庭扫而不幕，休烈振古无前，猗欤盛矣。厥后边衅稍开，间有冲突，然小创之辄小挫，大创之辄大挫，罔敢越朔、云而进逼陵京者，畏三镇之犄其后也。”

　　除宣府镇城本地驻军外，朝廷每年还派遣河南都指挥2名，率官兵4千余人，分春秋两季轮流协防宣府镇城。而宣府镇军也承担着保卫北京的任务。正德十年(1515年)，朝廷征宣府、辽东、大同、山西各6千名士兵，轮流宿卫北京，号称“外四家”，宣府镇为四家之首。

　　宣府镇担负着四海县至大同镇1300多里长城的防御任务，驻军最多时达15万。《宣化府志》记载：“宣化全境，飞狐、紫荆控其南，长城独石枕其北，居庸屹险于左，云中固结于右，群山叠嶂，盘踞峙列，足以拱卫京师。”而“足以拱卫京师”的军事“硬件”之一就是长城。

　　宣府镇长城于洪武年间开始修筑，以后历代均有增补，以致沿边设置九镇。可以说，“高筑墙”工程几乎是延续了大明朝整整一代的“宏基伟业”。

　　根据史料记载，从洪武年间起明朝统治者就在元代以前旧长城的基础上，不断延伸长城长度，加固长城城墙，增设、添置长城一线堡垒、墩、台，开始整修万里长城。

　　有的研究文献记载，明代大规模修筑长城有18次，有的认为至少有20余次。其中，主要修筑的是宣府镇长城。可以说，明王朝对宣府镇长城不遗余力的修筑，使得宣府镇的长城防御体系日趋完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明史·太祖本纪》、《明史·成祖本纪》、《明史·职官志》、《明史·兵志》、《明史·景帝本纪》、《两镇三关志》及宣府、大同府各类地方志记载的有关明代宣府镇长城修葺、修筑、防御的条目约有七十条之多，我们不妨细细做一梳理。

　　宣府镇和大同镇长城自居庸关以西延庆与赤城交界的四海冶起，分为南北两线，到山西偏关附近的老营会合，南线长城被称为“内长城”、北线长城被称为“外长城”。“内长城”从居庸关西南，经河北易县、涞源、阜平进入山西的灵丘、浑源、应县，经繁峙、神池至老营。“外长城”自居庸关西北经河北赤城、崇礼、张家口、万全、怀安而进入山西的天镇、阳高、大同，沿内蒙古、山西交界到达偏关、河曲。内、外长城跨越河北、北京、山西、内蒙古四境，是都城北京的外围屏障，对于防御来自西北方向的威胁，保卫王朝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张家口的老百姓把历朝所修筑的长城统称为“边”，按距草原的远近不同而分为“头道边”、“二道边”、“三道边”。这其中包含秦、汉、魏、明等几代长城。明代宣府镇长城大体为东西走向，横跨十一个县、区，长城墙体南(内)侧行政区分别是：(从东向西)赤城县、宣化县、张家口市区、万全县、怀安县。其中赤城段又分“北大边”与“内边”，万历十八年(1590年)后分属上北路与下北路辖。北大边从北京市延庆县白河堡北进入赤城后城乡马道梁村东，北行登头道梁大尖山，经大边、拦马道、大庄科、小庄科，至龙门所乡的赵家庄村东向北偏西行，经青平楼，东沟、望天嵯、上北高山，经镇安堡乡的青虎沟、猫峪乡的长梁、泉里、后水洼，登海拔2211米的冰山梁开始与沽源县邻界。从冰山梁沿独石口乡北境与沽源县界西北行，过北栅子、张帽山，折而西南行，经西栅子、马厂、正虎沟、明岔到马乡马连口村，转了42公里长的一个45度角后，开始与崇礼县交界。这段长城是宣府镇长城中急冲要塞，著名的开平卫所城——独石口城就是通往内蒙高原的主要关隘，宣德年间放弃原开平，移开平卫于独石口后，这里就成了防备鞑靼入侵的天险。

　　长城从马莲口一路南行，沿崇礼县界，经挡将梁，君子堡、松树堡，登大北梁山到东栅子乡，经四墩沟、摩天岭，到镇宁堡乡岔沟堡牧场后入崇礼县境南，至龙关镇四道梁又沿两县界南行，经五道沟、郝家坡、黑山脊村，上赤城、崇礼、宣化三县交界的大尖山向西进入宣化、崇礼县界。赤城县内北大边长城总长190公里，其中与沽源县邻界42公里，与崇礼县邻界66.85公里。北大边长城大部分为就地取材毛石垛垒干插而成，形制多为梯形尖顶式，极少段落为砖砌墙体。现八成以上均已落架坍塌，成为一条碎石埂。北大边有敌楼87座，较好的3座，不同程度破坏的72座，仅存基座或残址的12座。有烽火台143座，七成损坏严重，呈石堆状或土堆状。

　　赤城“内边”长城，位于县南部，分三部分组成，其一，北从龙门所乡东南小庄科村东大边(外长城)叉出，正南行，经姚家湾乡南拨子至后城乡滴水崖，长40公里;其二，东起万泉寺乡古子房，西行在大边村与外长城交错，经上堡村交汇于滴水崖，全长15公里;其三，滴水崖西去6.25公里起于名旺庄，西行经东兴堡、刁鹗、下虎村、窑湾，登大尖山三县交界处，汇入外长城，长80公里。前两条长城多用毛石干插垒砌，或利用山险为墙，现多已塌溃。后一条长城，大部分为夯土建成，最完整处高3-4米，顶宽1-1.5米，底宽3.5-4米，夯层20-25厘米。根据史料记载，此段长城是在北魏长城基础上修缮利用的，其迭压现象在名旺庄一带较为明显。这三部分内长城总长135公里。

　　长城在大尖山三县交界处沿宣化、崇礼交界向西起伏于山岭之上，越凤凰山、猴儿山、东高山、高咀山、人头山进入张家口市区，沿途经过宣化县境内李家堡、赵川、大白阳、葛峪堡、东望山、梅家营六个乡镇，全长52公里。均为就地取材山石垒砌，现大多已落架坍塌，存有敌台52座，尚完整的20座，多居于高山之巅。

　　长城从人头山入张家口市区，途经三道边、二道边、头道边、口里东窑子、鱼儿山、东太平山、清水河、大境门、西太平山、石匠窑、五墩台、南天门、菜市、清河、红旗营、土井子，进入万全、张北交界，全长18.75公里，其中与崇礼邻界3.75公里，共有可辨认烽火台33座。

　　长城由张家口市清河村北开始与万全县交界，沿县界北行6.25公里，经膳房堡乡马头山、和尚庄，到焦泥庄开始与张北县交界，折而西行35.5公里，经梁家庄，北新屯、新河口到榆林沟开始与尚义县交界，南行32.5公里，经洗马林、旧堡、北沙城向西入怀安县界。全长74.75公里，跨九个乡镇，23个自然村，途中可辨敌楼28座，烽火台121座。

　　长城出万全县界，沿怀安、尚义两县界一路向西，此段长城由山上采石垒筑，平地土夯而成，经36.12公里从桃沟西北出境进入内蒙、山西交界地，有敌台59座，现多已坍塌，宣府镇长城到此为止。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 “命参将傅友德、都督刘真、指挥使李彬，审视宣府要害，颇画疆界”，做修长城的准备工作。笔者分析，今天大境门段长城一线必是审视的要害和“颇画疆界”的重要地段之一。

　　《万全县志》载：“明有隘口关在张家口”。根据地形地势分析，今大境门长城一线即原隘口关之所在。虽然明代初年大境门一带最早曾经有“隘口关”的记载，但叫法未传承下来。

　　还有一种说法，历史上今天大境门长城一带曾叫做“大境口”，但是资料文献支持不足。

　　《明史》列传第十八记载：洪武三年冬，……“云龙上言：北平边塞，东自永平、蓟州，西至灰岭下，隘口一百二十一，相去可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岭，隘口九，相去五百余里。俱冲要，宜设兵。紫荆关及芦花山岭尤要害，宜设千户守御所。……俱从之”。

　　有关明代宣府镇修长城的最早记录是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这年“发动蔚、忻、山东三处民工和士兵协力修整长城”。不过，这次修整的是内长城，基本和大境门段长城无关。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命大将军徐达等筹备山西北平沿边防务，谕令各上方略。

　　《明史·兵志》记载：洪武六年，朱元璋批准了淮安侯华云龙提出的“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的奏议。

　　《永平府志》载，“洪武十四年春正月辛亥，大将军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一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

　　在修筑、修补长城的同时，明朝的边关守将们还围绕着长城做了许多工作。长城内，采用“虚边”政策，把沿边一带的村落摧毁，居民内迁;长城外，不但在主要关口增设重兵，加强防守，而且军事行动还随时向草原延伸。

　　但是由于明军对元军没有实行毁灭性打击，退回漠北的蒙古部族“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致使元顺帝不但掌控着完整的政治机构和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占有长城以北的广阔领土。如文献记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

　　元人谋兴复的行动始于北元。逃至和林的元新帝爱猷识理达腊不甘心失败，继位后称必力克图汗，改年号为“宣光”，历史上称为“北元”。爱猷识理达腊秣马厉兵，雄心勃勃，立志复进中原。他号召元朝的遗民，特别是沿边的一些宗王、官吏坚守地盘，伺机反攻。识理达腊复进中原的行动实施以后，一些已经降明的元将、旧臣也纷纷叛乱，策应新帝的军事行动。这一系列的挑衅活动，改变了明太祖朱元璋“不必穷兵追之”的想法，促使明太祖朱元璋坚定了彻底剿灭北元势力的决心。

　　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初,由大将李文忠率部出居庸关,经张家口,过野狐岭,连败元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耳只八剌于白海骆驼山。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徐达、李文忠、冯胜、汤和、蓝玉分三路各领五万人马出塞，搜捕元新帝。朱元璋通过武力征讨，感受到了来自北元的威胁，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彻底消灭蒙元军事力量。于是，朱元璋对北元的战略方针开始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特别关注北部边疆的防务建设。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下诏，命沿边各地勘定屯兵关隘。宣府所辖的五路卫所经刘真和李彬勘定，共有67处关隘需兵士戍守，其中东路38处、西路4处、南路16处、北路4处、中路5处。西路4处分别是：万全右卫德胜口、野狐岭关、东洋河口、张家隘口。这张家隘口就是今天的东、西太平山之口。

　　边疆防务，重在给养。为了解决军队兵源和粮饷问题，他采纳了大臣国子祭酒宋讷“备边在乎实兵，实兵在乎屯田……立法分屯如充国兵数，斟酌损益，率五百里屯一将，布列边地，远近首尾相应，耕作以时，训练有法，遇敌作战，寇去则耕，此长策也”(明·谈迁 《国榷》卷八)的“屯田策”建议，军队按卫、所建制，边耕作，边戍边实行屯田自养。正如他所说，“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得所养，而民力不劳，此长治久安之道。”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边疆建设兵团也是“屯田策”的延续。

　　洪武年间，宣府镇一带因“屯田”戍边而置有宣府左卫、右卫、前卫、万全左卫、右卫、怀安卫、怀来守御千户所、蔚州卫等近十个卫所，分别隶属于北平都指挥使司和山西都指挥使司。由于现有军人及其家属(即军户)远远不够卫所编制的要求，便从各地移民来补充，建立村堡。据相关历史载，宣府以西最早建堡的是洪武五年(1372年)始筑的高家屯堡(今万全县高庙堡)，以后宣府镇一带的村堡便逐渐多了起来。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带着对北疆安危的忧虑离开人世。朱允炆上台后，内乱不止。朱允炆延续了朱元璋边防设施政策。

　　相关文献记载，建文帝时期，由宣化到山西沿边都筑起高墙深池，烽火台连绵不断。三年后，燕王朱棣夺取帝位，是为明成祖。

　　明王朝内乱之际，退居漠北的残元势力又渐渐恢复了生机，他们经常越过长城对边关一带进行侵扰。据《万全县志》记载，这一时期关于“敌从膳房堡入”及“北部镇口台入寇”的记载有十二条之多。

　　朱棣也是一位马背上的皇帝，并且是个和蒙古人打交道的老手。他称燕王时，不但以北京为基地多次征讨北元，而且十分注重北疆防御，是位力主通过武力征讨北元的鹰派人物。

　　为加强军事指挥力度，成祖登基后的永乐元年(1403年)，就将万全右卫移治德胜堡(今万全旧城)。

　　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又在宣化府设置总兵官，始称宣府镇。

　　从永乐八年(1410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的十四年里，成祖御驾亲征五次,动辄就是五十万大军，而且五次基本都是驾巡宣府镇地，其中至少三次进入了后来的张家口堡范围。朱元璋在世时修长城，多是在兵士戍守的险隘处搞些修修补补的小型工程。朱棣登基后，沿边(长城)设置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太原、固原、延绥(榆林)、宁夏、甘肃九个军事重镇，开始了几乎是延续大明朝整整一代的“高筑墙”工程。

　　明代，大境门段长城属于宣府镇长城的重点地段。有史可查的明代正式修筑(或修葺加固)大境门段长城的记载可见《万全县志》：永乐十年(1412年)八月，“敕边将于长安岭、野狐岭及兴和以西至洗马林，凡关外险要之地，皆崇石垣，深濠沟”。此事《明史·成祖本纪》也有记载，“永乐十年敕边将，自长安岭迤西迄洗马林筑石垣，深壕堑。”张家口堡北部长城基本处于长安岭至洗马林中间，应该是此次修筑的重点之一。

　　永乐十二年(1414年)，“塞保安卫董家庄等十一处山口”。保安原是汉之涿鹿县地。明初，州县俱废，永乐十二年，置保安卫。十三年，复置保安州，以县并入。《城邑考》载：“旧州城，永乐十三年修筑”。

　　永乐十三年(1415年)，把居庸关迤北的山口筑成要塞，又增加开平小站烟墩，以山海五所的军队隶属之。并在关外各个隘口建筑要塞，驻兵把守;

　　永乐十七年(1419年)，立兴和(今张北)以外烟墩。

　　永乐十九年(1421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开始了以北京为国都的历史。首都北迁除其它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明成祖朱棣抗击残元势力的决心的体现。迁都后，当时的宣府镇就成了京西北之门户，它“南屏京师，后挖沙漠，左扼居庸之险，右拥云中之固”，为保卫北京、防御北元蒙古部族南下的咽喉。正如明程道生在《九边图考》中所说：“宣府山川纠纷，地险而狭，分屯建将倍于他镇，是以气势完固，号称易守。然，去京师不四百里，锁钥所寄，要害可知。”稍后的文献也记载：京都“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

　　尽管明成祖五次御驾亲征，大力修筑长城,加强边疆防务,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扼制北元蒙古部族对边地的袭扰和掠夺。甚至可以说，明朝中后期明政府已被边疆防务搞得焦头烂额了。

　　北部边疆防务脆弱，对于孤立延伸出去的桥头堡，更是无力控制。永乐二十年(1422年)三月,鞑靼部酋长阿鲁台攻陷兴和城，都指挥王焕战死。明政府被迫实行战略性收缩，将兴和千户所“自兴和旧城徙宣府城内”。宣府镇是当时张家口区域的政治军事中心，而其西南、正西一线，虽有洋河南岸之万全左卫(今左卫)、洋河北岸之万全右卫(今万全城)拱卫，但北元蒙古部族游骑屡从长城一线突破，越长城后，避万全右卫、左卫，过清水河直逼宣府，使宣府时常处于危机之中。这不但是对宣府镇的威胁，甚至也是对京师的严重威胁。

　　据《明史·兵志》载：成祖“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烽堠相接。隘口通车骑者百户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为观察、监测蒙古人的动向，建立牢固、迅捷的烽警系统，要求:“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重门。”朱棣已经把目光定位在长城的烟墩上，对长城防务的重视可见一斑。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筑塞黑峪、长安岭等处缘边险处，务令坚固”。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派62岁的谭广，以中军都督府左都督资格佩镇朔将军印，出任宣府总兵官。谭广任宣府镇总兵官长达20年，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宣府镇总兵官。谭广曾是“靖难之役”的英雄，在朱棣一朝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是年，朱棣死于北征归途中，朱高炽嗣位即明仁宗，在位仅10个月。而后太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从仁宗洪熙、宣宗宣德，明朝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蒙古势力又趋活跃，明王朝全面调整内外政策，从开拓转向守成，对蒙古势力采取适度威慑下的全面防御方针。因为战争和冲突较少，历史上称为“仁宣之治”。但是，朝廷仍然没有放松宣府镇一线防务。一是洪熙元年派中军都督府左都督谭广佩镇朔大将军印再任总兵官镇守宣府镇。都督府，在当时全国只有五个，其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都督就是大军区司令员。派这么高级别的将军坐镇宣府，足显朝廷对此地之重视。二是命阳武侯薛禄率师巡边。《明史·本纪》第八卷记载：洪熙元年(1425年)，“阳武侯薛禄为镇朔大将军，率师巡开平、大同边。”在巡边期间，正遇到南侵之敌，薛禄当即率军迎战，在赤城(今河北境内)大松岭一带大败敌军。阳武侯率师巡边，除督导宣府镇军务外，也是对北元的一种震慑。不过，此后瓦剌连年进犯，明军胜少败多。文武大臣和一些太学士纷纷上疏，认为“宣府镇京师之门，十分紧要，应加强兵备。”三是给宣府镇部队装备各种先进的火炮，加强防御能力和战斗力。需要提及的是谭广曾经创立了明朝最早的火器部队“神机营”，现在虽然没有他在宣府镇任总兵官初期直接配置火器的记载，但改善军事装备，配置火器的工作肯定已经开展。他到任5年后的宣德四年(1429年)，内务府为宣府镇“颁降火器”近万件。其中有神火旗5杆、大将军火炮14门、神炮479门、铜炮958门、铁圆炮34门、铁炮870门、盖口炮57门、神铳2161把、神枪4223杆。以上数字，尚不包括颁给各边的火器。四是批准谭广的疏请，设置万全都指挥使司。宣德五年(1430年)，宣府镇总兵谭广上“请置都指挥使司，分直隶及山西等处卫隶之”疏，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都司是省一级军事机构，治所在宣府镇城。都指挥使司取名万全，借了万全卫的名号，但规模却大很多，统辖宣府前、左、右卫，万全左卫、万全右卫、怀安卫、保安卫、永宁卫、怀来卫、蔚州卫、开平卫、隆庆卫、兴和千户所、葛峪千户所、广昌千户所、四海冶千户所、长安岭千户所、云州千户所、龙门所千户所等基层战斗单位。五是批准保安指挥使李琼“益兵立堡以固守备”的疏请。谭广也开始着手宣府镇军事纵深的防御建设，“修屯堡，严守备，增驿传”。除修筑张家口堡外，还修建了张家口堡周围的老鸦庄、沈家屯、高脚屯(高家屯)、焉家庄(阎家庄)、许家庄等村堡，形成了以张家口堡为主的明代长城防线宣府镇防御体系的前沿阵地，在阻击蒙古军队的进犯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谭广还提出“惟守御为上策，宜分兵扼守要害，而间遣精锐巡塞外，遇敌时量力战守。间谍以侦之，轻兵以慑之。寇来无所得，去有所惧，边患可少弥”的具体战略战术指导思想。

　　这几项措施，都是经朝议而颁发的圣谕。因此，宣府镇防区的筑城建堡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关于宣府镇长城分守情况，据《宣化府志》引《续宣镇志》载，可分为六路。

　　“东路：东起永宁四海冶，北至靖安堡，边垣一百三十三里，边墩一百五十二座，冲口二十处。

　　下北路：北起牧马堡东际大边，西抵样田，南至长安岭，边垣二百一十三里，边墩一百九十座，冲口二十一处。

　　上北路：东至境安堡边，北至大边，西至金家庄，边垣二百六十一里。边墩三百六十三座，冲口四十七处。

　　中路：东起赤城，西至张家口，边垣一百七十九里，边墩二百二十九座，冲口一十三处。

　　上西路，东起羊房堡，西至洗马林，边垣二百一十四里，边墩一百五十三座，冲口七十四处。后来的大境门段长城即归属于此段冲口地带，并且是极冲之一。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载，上西路所属军堡有：万全右卫城、张家口堡、膳房堡、新开口堡、新河口堡、万全左卫城、宁远站堡七座。

　　下西路：东起新河口，西至山西大同府平远堡止，边垣一百一十六里，边墩一百八十七座，冲口一十七处。

　　宣府镇合计，边垣一千一百一十六里，边墩一千二百七十四座，冲口一百九十二处。”

　　关于宣府镇镇守将领配置情况，据《明史·职官志》载：“镇守宣府总兵官一人，旧设，驻宣府镇城。协守副总兵一人。副总兵旧亦驻镇城，嘉靖二十八年移驻永宁城。分守参将七人(曰北路独石马营参将，曰东路怀来永宁参将，曰上西路万全右卫参将，曰南路顺圣蔚广参将，曰中路葛峪堡参将，曰下西路柴沟堡参将，曰南山参将)。游击将军三人，坐营中军官二人，守备三十一人，领班备御二人。万历八年革。”

　　关于宣府镇所辖兵马额数及银饷支予情况，据隆庆三年霍冀的《九边图说》载：“本镇原额马步官荤十五万一千四百五十二员名，除节年逃故外，实在官军八万三千三百四员名。原额马五万五千二百七十四匹，除节年例失外，实在马三万二千四匹。”“本镇年例主兵银十二万两，客兵银二十万五千两。”

　　宣德元年(1426年)之后，瓦剌连年进犯，朝廷对蒙古势力采取适度威慑下的全面防御方针。

　　宣德二年(1427年)夏，薛禄佩大将印，北巡开平、还驻宣府。

　　宣德三年(1428年)，“筑赵川城并建保安仓及牧场”。

　　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朱瞻基皇帝亲自巡边。之后，又派薛禄多次佩镇朔将军印，出开平、宣府间，巡边。

　　宣德四年(1429年)，指挥张文主持建筑张家口堡。张家口堡在明代长城军事建制中属“宣府镇上西路张家口堡”，是极冲之地，是宣府镇西路防线的要塞之一。因此，张家口堡也是长城文化的组成部分。

　　宣德五年(1430年)，宣府镇地域又筑独石口城、赤城堡、西洋河堡、大白阳堡、葛峪堡和青边口堡。《明史》记载：宣德五年(1430年)，薛禄建议在团山、雕鹗、赤城、云州、独石修筑城堡，便于防御守卫。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诏发军民三万六千人赴工，精骑一千五百人护工，听薛禄调用。“四月，薛禄师筑赤城、雕鹗、云州、独石、团山城堡”。宣宗朱瞻基于十月到洗马林等地视察城堡建设和戍边部队。

　　宣德六年(1431年)，在蔚州设蔚州卫。

　　宣德六年(1431年)，朝廷又将开平卫治所由原来的开平旧城(元上都)迁至独石，“弃塞外之地三百余里”。此时，明政府已无力保卫宣府边外坝上地域,长城以外便成了蒙古人的实际控制区。失去了前卫兴和千户所和开平卫,宣府镇中、西路长城一线自然更成为了明王朝京师的第一道防线，宣府镇之张家口堡的担子更重了。

　　《明史·职官志》记载：“正统元年(1436年)，始设佥都御史巡抚宣、大。”这是朝廷加强宣、大防务的具体措施之一。

　　《明史·兵志》记载：正统元年(1436年)，给事中朱纯请修塞垣。总兵官谭广言：“自龙门至独石及黑峪口五百五十里，工作甚难，不若益墩台。”乃增赤城等堡烟墩二十二。

　　《明史·列传》第四十八记载：“正统二年(1437年)五月，命整饬大同、宣府诸边，许便宜行事。……明年，……(魏源)按行天城，朔州诸险要、令将吏分守。设威远卫，增修开平、龙门城，自独石抵宣府，增置墩堠”。

　　正统三年(1438年)，修宣府、大同一带城堡，并立大同威远卫。

　　正统七年(1442年)，在大同、宣府一带修理屯堡。

　　《明史·王翱传》载“正统七年(1442年)冬，……翱乃躬行边，起山海关抵开原，缮城垣，浚沟堑。五里为堡，十里为屯，使烽燧相接。”这又是长城防线全面整修的一次大动作。修完长城后，又开始修建关隘。

　　正统十年(1445年)，在独石口、永宁等处“增筑墩台一百六十四座”。以上两项是赤城修补长城的记录。

　　《明史·景帝本纪》载：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一月癸未，修沿边关隘”。

　　景泰二年(1451年)，于今新保安设保安州，并在今涿鹿县设保安卫，在今阳原县设保安右卫(后迁至今怀来旧城)。以上各州、卫都隶属于万全都指挥使司。

　　《大同县志》记载，景泰二年(1451年)宣府、大同各设巡抚，遣尚书石璞总理军务。

　　景泰二年(1451年)，确定宣化人头山之破虏台至怀安之马市口长城为西路长城。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宣府镇第一次大规模修边。此工程得到京城营兵的支持，《明史·职官志》记载：“成化二十一年，总督军余子俊请筑长城，五月都指挥顾纲以京营兵六千助役。”此事《大同县志》亦有同样的记载。

　　此时今天大境门段长城，距明代第一次修筑已过去73年，大部分长城肯定已经残损。这次修边由时任宣大总督、后为兵部尚书的余子俊总理督建，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防御体系。原以为 “万全境段”的今天大境门段砖石长城，是这一时期完成的，但是文献没有明确记载。

　　《明史·余子俊列传》记载，余子俊在向朝廷请修宣大边墙时，说：“东起四海冶，西抵黄河，延袤千三百余里，旧有墩百七十，应增筑四百四十”。

　　《明史》列传第六十六载：“内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兴役。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掘堑其下，连比不绝。每二三里置敌台崖砦备巡警。又于崖砦空处筑短墙，横一斜二如箕状，以瞭敌避射。凡筑城堡十一，边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军四万人，不三月而成。墙内之地悉分屯垦，岁得粮六万石有奇。”

　　《明史》列传第九十二记载：“(翟)鹏乃浚壕筑垣，修边墙三百九十余里，增新墩二百九十二，护墩堡一十四，建营舍一千五百间……。”

　　弘治十三年(1500年)，分守北路宦官康禄，“请于沿边筑凿墩堑，以阻虏侵……。”

　　嘉靖八年(1529年)，张珍在改筑张家口堡城的同时，在张家口堡南边又建起了今天的王家柴(寨)、高庙堡、四杰(解)屯、沈家屯几座戍堡。为什么张家口堡南面连着建立了几个戍堡?当时张家口堡的威胁来自西、北、南三个方面。西线，从野狐岭下来的辽金元古驿道方向，己有宣德十年(1435年)建的新开口堡、成化十五年建的膳房堡及驻有重兵的万全右卫三座戍堡。北线的“张家隘口”一带，由于道路狭窄不利于大部队展开行动，所以一直比较安静。而沿旧驿道修建的宣大驿道清水河与洋河交汇段，则是宣府镇尤其是张家口堡防御的一个软肋。

　　宣府镇长城较大规模的修筑，主要是在嘉靖年间。特别是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年底，翁万达拜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府)、大(同)、山西、保定军务时。

　　据《明史·本传》记载，其后翁万达再以左副都御史任兵部尚书，统理北方边防要务。他深谙边务，通悉敌情，统边五六年间，打了多次胜仗。又修筑大同宣府间长城800余里，烽堠300余座，使边境得以安定，并使原每年150万两之边费减少一半。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是宣府镇修筑、修葺长城规模最大、长度最长的几次工程之一，几种史籍都对此事有记载。《宣化府志》引《宣镇志》记载：“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都御史王仪请筑，宣府北路之龙门、许家冲，中路之大、小白阳，西路之膳房、新开、新河口、洗马林诸要冲垣墩，配兵乘守，从之。” 《大同县志》也记载：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修葺“北路龙门许家冲段，中路大小白阳段，西路膳房、新开、新河口、洗马林”段边。

　　《两镇三关志》记载：“总督侍郎翁万达以王仪所筑塞垣已渍圮，诸要冲垣墙亦多未备，请先于西路急冲张家口、洗马林、西洋河为垣七十五里有奇，削垣崖二十二里有奇，堑十三里，敌台、月城九十一。”另一部旧籍也记载：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急冲张家口、洗马林，西阳河段七十里有奇，削垣崖二十二里有奇，次冲渡口、柴沟、中路葛峪、青边、羊房、赵川、东路永宁、四海冶为垣九十二里有奇，堑十之二，敌台、月城九十一。”唯一不同的是“堑十三里，”与“堑十之二”句的误差。笔者认为，“堑十之二，”句是错误的记录。因为“堑十之二”句除与原文上句语法不相同外，“堑十之二”句的内容也有误差。当时下了很大力气，不可能绝大部分没有整修，仅仅是“堑十之二”。

　　旧籍中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修大同西路、宣府东路边墙”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自西阳河至龙门所垣七百一十九里，堑如之，敌台七百一十九座，铺屋如之，暗门六十，水口九”“北路自独石南至赤城为垣八十六里有奇，堑如之，敌台一百七十有三，铺屋如之”记载的是一件事，只是详略不同。

　　《明史》列传第八十六记载：翁万达“屡疏请修筑边墙，议自大同东路阳和口至宣府西阳河，须帑银二十九万。帝已许之，兵部挠其议，以大同旧有二边，不当复于边内筑墙。帝不听。乃自大同东路天城、阳和、开山口诸处为墙百二十八里，堡七，墩台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诸处为墙六十四里，敌台十。斩崖削坡五十里。工五十余日成。”

　　《明史》列传第八十六记载：“会宣、大、山西镇巡官议上边防修守事宜，……因条十事上之，帝悉报许。乃请帑银六十万两，修大同西路、宣府东路边墙，凡八百里”。

　　《明史》志第六十七记载：“先是翁万达之总督宣、大也，筹边事甚悉。……乃请修筑宣、大边墙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后以通市故，不复防，遂半为敌毁。至是，兵部请敕边将修补。科臣又言，垣上宜筑高台，建庐以栖火器。从之。”

　　到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由于边塞多事，二月，“修大同东路阳和至宣府西路西阳河边墙”。这一次在今大境门一带增筑长城百里，建起敌台数十座，使这一段长城更加牢固。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宣大总督翁万达，又请“自东路新宁堡，北历雕鹗、长安岭、龙门卫，至六台子，别为内垣一百六十九里有奇，堑如之，暗门十有九，以重守京师，控带北路。又请增筑东路，镇南墩与火焰山中空，由镇南而北，西历永宁至新墩，塞垣以成全险，俱从之”。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兵部侍郎江东“疏请修筑南山联墩，从之”。这是修筑内长城的记录。

　　《宣化府志》引《续宣镇志》文说：“从宣大督抚所请，修南山及中北二路诸边墩营寨”。

　　嘉靖四十四年(1566年)，明政府增筑西路长城，定人头山破虏台至新河口中寨台为上西路长城。

　　嘉靖以后，隆庆和万历年间，皆对宣府镇长城进行过修复。《宣化府志》载：“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兵部请浚边壕，从之”。

　　隆庆二年(1568年)，总督方逢时为防范蒙古部落的入侵，“补筑龙门所外边长城，东起龙门所的盘道墩(今赤城县东)，西迄靖虏堡的大衙口(今崇礼县东南)，” 将开平卫独石堡围在长城以内。这段历史《宣化府志》引《续宣镇志》的记载更为详细：“隆庆二年，总督方逢时请筑北路龙门所处边，起龙门所盘道墩，迄靖虏堡之大衙口，俾北路之兵，由此以入援南山，东路之兵由此以出援独石，从之。”

　　又载“神宗万历元年(1621年)从宣大督抚所请，修南山及中北二路诸边墩营寨”。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记载：“万历二年(1622年)四月，户部发二十六万二千余金修大同边墙，岁费五万”。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载：万历二年，张家口“分边沿长乃全镇互市之所，堡离边稍远，恐互市不便乃砖垣于其口。”看来，万历二年(1574年)张家口堡北的长城开始包砖了。

　　据史籍记载，除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对宣府镇境内已破坏的边墙有过一次修缮与补筑外，万历年间宣府镇还多次进行过长城局部修葺，但规模较小，长度一般仅以丈或几十丈计算。据宣府镇长城沿线几处长城修筑碑文和相关史志记载，宣府镇绝大多数卫城，戍堡是在这一时期完成包砖工程的。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巡抚汪道亨主持开小境门，筑来远堡。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宣府镇的边墙达到了1970多里，沿边边墩1274座、冲口192处。但是，各种史料对宣府镇辖长城的长度及烽台数量记载不一。《宣府镇志》、《两镇三关志》载，嘉靖以前宣府镇边垣及边墩数为“边垣东自四海冶镇南墩接顺天府蓟城火焰墩起，西至西阳河南土山墩接大同府界牌墩界止，沿长一千一十五里，共有边墩一千零八十个，分东、北、中、西四路辖，管领卫、所、戍城共二十五。”

　　《续宣镇志》载：“万历年间宣镇东自昌镇界火焰山起，西至大同府平远堡界止，延袤一千一百一十六里，边墩一千二百七十四座，分东、下北、上北、中、上西、下西、南七路统辖，领卫、所、戌城共七十二座。”另有资料显示，宣府镇共有边墩一千九百四十八座。《武备志》载：宣镇东起永宁，西至西洋河堡天城界，边长一千二百余里，现存城堡七十一。”《郡国利病书》载：“东自四海冶南新墩，西至西洋河南土山天城界止，沿边共达一千八百六十五里二百五十九步，墩台九百八十四座。”《皇明九边考》载：成化二十一年总督都御史余子俊亲自踏勘过宣府小边，“东西长七百三十三里，该用墩三百五十六座。摆合要害见有墩八十九座，该修墩二百六十座”。而大清乾隆年编修的《宣化府志》载：“东自永宁路四海冶御靖北台接古北口黄花路边界起，西至张家口协西阳河镇口台接山西大同新平路平远堡边界止，延袤共八百七十六里四十六步”。并认为：“正·续二志所载前明边垣里数俱与今制不合，盖昔多虚浮而今皆核实故也”。上述文献所载宣府镇边垣长度差异较大，在长城学术上一般沿用一千二百华里之说。通过实地调查和对1982年长城普查记录重新统计以及对史载各段长城修筑位置的分析认为：《明史·兵三》中所记宣大总督翁万达：“宣府西路西阳河迄东，历中北路，抵东路永宁四海冶，凡一千二十三里”这一长度与实际存在最为接近。如果将现属北京市延庆县境内的130余华里的宣府镇长城除外，张家口市境内的宣府镇长城长度为566.8公里(包括修复和前期旧墙、山险墙部分)，加上存在于张家口市怀来、涿鹿县境内南端的100余公里明代昌镇长城，张家口区域内明代长城总长度可达660余公里。

　　崇祯年间，朝廷仍十分重视宣府镇长城的修筑。但是，具体到大境门段长城的修葺几乎没有一条见于文献记载。看来，此时大规模的修边已经停止了，长城对外的防御功能似乎从此不再那么重要了。

　　长城专家高鸿宾先生曾在大境门西卧云山东侧山脊长城墩台遗址旁发现了明代宣府镇上西路长城仅记有“张字四十号台”字样的没有题款的长城碑刻。摄影家刘旭东在东距大境门约1公里的西太平山毛石长城墙体上，也发现了一款仅记有“西口/范真”字样的没有题款的长城石刻。高鸿宾先生还在大境门东1公里的东太平山上发现了两款毛石长城墙体阴刻楷书石刻，两款均为 “崇祯六年”修葺长城石刻。

　　尽管以上两款没有刻石时间记载，但是结合东太平山两款均为“崇祯六年”修葺长城石刻整体风格、风化脱落程度分析，此两款也应该是崇祯六年修葺长城时的石刻遗存。从石刻整体风格看，这次修葺是分段承包进行的，或是为了明确责任、或是为了某种意义上的纪念，段与段之间的衔接处就留下了这些刻石。

　　换言之，张家口大境门一带长城发现大量崇祯年修葺长城的石刻遗存，证明崇祯六年大境门段长城曾经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修葺。但是，可能仅仅是修补而已。

　　崇祯九年(1636年)，东北长城外的大凌河已经失守，但松山、锦州仍在，山海关防线也很牢固。是年，满清阿济格和阿巴泰领十万八旗兵乘虚从宣府、大同入侵，劫掠京畿地区，克北京周边十二城，获人蓄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

　　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二十二日，朝廷任命卢象升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以应变。在卢象升的努力下，宣大防务形势渐渐好转，但是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崇祯十年(1637年)，卢象升给皇帝上《确议修筑宣边疏》，提出了自己的防务构想。崇祯帝在蓟辽督臣张福臻的奏疏中钦批：“宣边修墙事宜，该督监抚详画速奏。”卢象升经过实地考察，又在奏疏中写道：“勿论宣府一镇一千三百里之边，即就陵后一带言，东至火焰山，西至合河口，凡二百二十余里。筹其经费，每筑边墙一丈，虽甚省，约须工料食米等银五十两。其中或有旧墙并乱石土垣可固，通融计算，每丈必须银三十两。通计三百里，总该银一百六十万两。加以三里一墩，五里一台，计墩一百，台六十。墩以土为之，每座约二百金，台以砖石为主，每座约六百金，并墩台守御等具，壕堑等类又约该十余万两。”费用如此之高，明王朝已无力承担，全线修宣府镇长城之议只好做罢。

　　崇祯十一年(1637年)春，曾试图再次从宣大入侵的满清军队，见卢象升防卫严密，便放弃宣大。九月二十二日，岳托从密云北边墙子岭，破墙入边，斩杀明蓟辽总督吴阿衡。多尔衮则于九月二十八日于青山关毁边墙而入，两军在北京郊区通州会师。崇祯大惊失色，诏令京师戒严，赐宣大总督卢象升尚方剑，督天下兵。

　　据《南山修筑墩台疏》记载：“崇祯十一年(1637年)，兵部拨一万五千金，修复宣府镇边墙。”这应该是有记载的中国长城史上最后一次长城工程了。

　　根据上述宣府镇修筑、修葺长城的记载，可以看出，几次大规模的长城构筑均存在着较大程度的重复修建。分析其原因有二，一是有些地段山势险峻，施工条件恶劣或技术原因，造成墙体自然塌溃不能持久;二是毁于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仅从宣德四年(1429年)至隆庆四年(1570年)的141年中，来自北方鞑靼、瓦刺的大举入侵和局部骚扰就多达50多次。鞑靼和瓦刺的游骑越过长城时，大都是挖开长城，从缺口突入。所以，战争频繁是造成边墙损坏的主要原因。

　　综合目前能够搜集到的相关文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张家口今大境门一线长城和赖以支撑的张家口堡的建立，是明王朝中前期边防武备政策在宣府镇的具体表现，张家口堡和张家口堡北的这段长城就是宣府镇防御系统中的一道重要防线。

　　自清代起，长城就逐渐失去防御工事的作用。长城防御不仅仅是建造了一堵高大雄厚的墙，明代的边关将士整合历代修建长城之经验，把长城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使长城成为了一个有点、有面、有纵深的庞大、繁复的防御体系。古今学者已经从建筑学的角度总结了万里长城在设计结构上有效地保护自己、杀伤敌人的特点、科学性与合理性。长城专家刘金柱先生是长城构造研究的集大成者之一，对长城关隘的研究尤其到位。笔者在大境门工作了10年，而且还全程参与了2007年开始的大境门东段长城抢险保护修葺工程，对大境门段砖石长城有一定了解及认识。我们不妨节选摘录刘金柱先生的一些论述精华与大境门段砖石长城做一个比对。

　　关隘：“关隘是长城沿线的重要驻兵据点，位置多选择在出入长城的咽喉要道上。一般关口由城墙、城门、城门楼、瓮城和护城河组成。”大境门段砖石长城除没有明显的护城河外，其余设施基本具备。它的瓮城由长城和来远堡墙及小境门、来远堡北门组成。清代开筑的大境门没有瓮城，因为此时已无必要设置。

　　城墙：“一般特别坚固，内外檐墙多用巨砖、条石等包砌，内填黄土、碎石，高度一般在十米上下。”大境门段长城平均高12米左右。“城墙顶上一般都有四马并骑的宽度，即有四、五米宽，以便作战时部队机动和运送粮秣、兵器等，”大境门城墙顶上地坪宽度平均有4.5米，最窄处3米略多。“在城墙的外檐上筑有供瞭望和射击的垛口，在内檐墙上筑有宇墙，宇墙也叫女儿墙，起保护人马不至于从墙顶跌落下来的作用。”大境门城墙的外檐有1.7米高的垛口，内檐墙上有0.8米高的女儿墙。

　　城门：“城门是平时进出关口的通道，战时是反击敌人的出口。早期多用木过梁，明代开始一般改用砖或石块砌成拱券形的门洞。为了增加稳固性，城门附近的一段台基多采用条石砌筑。”大境门也如此。“门洞内装双扇木门，木门外包铁皮，用铁钉嵌镶，门内侧装有门闩。”小境门的门扇非常特殊，传说和来远堡的北门一样都是比平开双扇木门关闭更为迅捷的闸板门。发掘小境门遗址时，确实也发现过类似闸板石槽的石质器物。闸板门用于长城确实罕见，但是由于遗存毁坏严重，且无文献支持，已无恢复可能，只好依宣府镇明代其它长城关隘修复。大境门门洞内装有双扇巨大木门，双扇木门外用近5000枚铁钉嵌包400多块铁甲。壮观的形制堪称长城之最。

　　城门楼：“城门上方一般均筑有城门楼。它是战斗的观察所和指挥所，也是战斗据点。”依《万全县志》张家口上堡图记载，小境门旁边的护门台上就曾经建有城门楼。大境门顶部为长12米，宽7.5米的平台，平台上无建筑。

　　砖墙：“到了唐代以后，制砖技术有了发展，对城门及附近的城墙，开始采取用砖包砌，内填黄土的方法来修筑了。这样构筑的城墙比版筑土墙坚固多了。”“砖砌城墙，不但能有效阻止敌人步、骑兵的行动，抵抗冷兵器的袭击，而且也能抵抗当时火器的袭击。所以规模宏大的长城城墙的不少地段也采用巨砖砌筑。”历史上的大境门段砖石长城全长500米，全部采用巨砖砌筑。“砌砖要用胶结材，到了明代，在砌筑城墙时，广泛采用石灰砂浆和糯米汁一起搅拌后作胶结材，这样大大增加了胶结力。明长城不少地段的砌筑，均用糯米汁掺拌砂浆。” 大境门段砖石长城广泛采用石灰砂浆胶结，是否也使用了糯米汁不敢妄断。不过，几百年过去了，这里的石灰砂浆胶结物仍然坚如石质。

　　城墙上的垛口：“在墙顶外侧的迎敌方向，修筑有两米高的齿形垛口，是战斗人员瞭望敌情、射击敌人时掩护自己用的。具体构造是从城上地坪开始砌至人体胸腹部高度时，再开始砌筑垛口。垛口一般砌成矩形。垛口上部砌有一个小方洞即瞭望洞。瞭望洞的左右侧面砖呈内外八字形，这是为了便于瞭望敌人，又不易被敌箭射中。下部砌有一个小方洞，是张弓发箭的射孔，射孔底面向下倾，便于向城下射击敌人。古时射孔射程有三限，从射孔上限射出的箭，可中敌人心胸以上及头部，称‘中头彩’;中限可射中敌人腰腹部，称作‘截腰’;下限可射中敌人的腿部，称作‘钉足’。”

　　构成长城防御体系的建筑设施除一座座关城、营城、关口、屯堡、城墙外，更多的是敌台和烽火台。

　　敌台，也称空心台、敌楼、御敌台，是在城墙的基础上加宽加高而成的，平均间隔500至1000米，大型敌台平均间隔1000至2000米。敌台，一般设置在险关要隘处。敌台上往往建有供士兵居住的阁楼。

　　明·姚士粦在《见只编》下卷中说：“相去约有三里，周围水遶数重，拆取民舍板片沿墙起盖敌台。”

　　清·魏源在《城守篇·守备上》中说：“城之外则敌台，宜备堞垣，宜备牛马墙，宜备喑门。”

　　孟昭永先生说《明史·戚继光传》记载：“自从嘉靖以来，长城虽然已经修了，但是未建墩台。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略言：‘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圮，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在戚继光所著的《练兵实纪》中，对创建空心敌台的经过、修筑方法以及用途说得更为清楚。他先说以前的长城比较低薄，很容易倾圮，‘间有砖石小台与墙各峙，互不相救。军士暴立暑雨霜雪之下，无所借庇。军火器具如临时起发，则远送不前;如收处墙上，则无可藏处;敌势众大，乘高四射，守卒难立。一堵攻溃，相望奔走。大势突入，莫之能御。今建空心敌台，尽将通人马处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围阔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冲处(即险要处)数十步或一百步一台;缓处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余步不等者为一台。两台相救，左右而立’。造台的方法：‘下筑基与城墙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余，内出五尺有余，中层空豁，四面箭窗，上层建楼橹，环以垛口，内卫战卒，下发火炮外击敌人。敌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每台百总一名，专管调度攻打。台头、副二名，专管台内军器辎重，两旁主容军士三、五十名不等。五台一把总，十台一千总，节节而制之。’……

　　长城敌台是整个长城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它与墙台、烽火台等建筑密切配合。在没有烽火台的地带，敌台也为传烽之地。在边军驻守上，敌台也成为坚强堡垒。遇敌入犯，登台迎战，台上备有军器、辎重，并且守兵居高临下，使敌军不能近台，即令敌军突入边墙，敌台守军依然可以据台固守，射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敌台之下，另有驻屯军队，和台上守军配合作战，令敌人无法拆墙入犯。敌台的修筑，大大加强了长城的防御功能。”

　　长城专家、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董耀会先生对敌台的权威定义是：“在长城城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突出于墙外侧的台子，称为墙台，也称作马面。墙台与城墙本身同高 ，三面均砌垛口，当敌人逼近城墙，准备登城时，城上守兵可凭借墙台从侧面射击来犯之敌。名称首见于 《墨子》之《备梯》与《备高临》二篇，其中所述‘行城’者即是。这表明至少在战国时，已经普遍使用于城墙防御了。长城上也建有这样的墙台，从现存在遗物和遗址看，有的墙台上还建有铺房，以为巡逻时遮风避雨之用。

　　北宋曾公亮在《武经总要》中描述的敌楼是建于马面上，向外悬挑的木结构高台，每面一间二柱或三间四柱;向外三面安装厚木板，开箭窗;上面平铺木椽，做平顶;顶上覆厚土以防矢石;有的部位还裹以牛革以防火箭。明长城上的敌台，多骑墙而建，称为‘空心敌台’。……

　　明长城的敌台，有的并不骑墙，而独立于长城之外，有的并无箭窗，仅有登上台顶的踏道，实际上是实心敌台，这类敌台主要建于宣府、大同两镇的长城上。”桥西菜市村与清河之间长城内侧就有三个这样形制的敌台。

　　敌台下往往有券室，券室内储备粮草、军械、火药等，也可供士兵居住。敌台除有御敌功能外，还可以瞭望举燧报警。张家口大境门西侧太平山半腰的护关台、小境门东边的克鲁台、小境门西边的护门台都是长城敌台。太平山半腰的护关台下曾有券室，现在还可以看到券室的小门洞。处于险要极冲地的敌台往往还建有小的护城，顺桥西西沟菜市村进入山谷约500米，路右侧有一方形土筑小城堡遗址。现存遗址南北长49米，东西长65米。堡墙最高残存8米，厚3米。城堡只留南门，现南门豁口宽度为3.7米。城堡中央有10米高敌台，敌台周长52米。堡东南有一角台。小城堡位于长城内，城堡东墙距长城3米。小城堡遗址内有青砖、残瓦遗留。此堡东北34米处残垣疑是长城，但不确定，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小城堡遗址北依长城，南控河谷，极为要冲，分析可能这里就是当年镇口台之所在，这是张家口地域最大的敌台之一。

　　下面再说说烽火台。在汉代，烽火台称作烽堠(烽候)、亭燧。唐宋称作烽台。明代也称烟墩、边墩、墩台或狼烟台。夜间发现敌情，以火光为号叫“烽”;白天发现敌情，则烧冒烟的柴草或狼粪，称为“燧”，合称烽燧。烽燧可见的烟气和光亮向各方与上级报警，所以把烽燧一词也引申为烽火台。烽火台是古代军情报警的一种措施，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传递军情，它需要与敌台、墙台等长城建筑密切配合。

　　戚继光的《练兵实纪杂集》中说：“凡无空心台之处，即以原墩充之，有空心台所相近百步之内者，俱以空心台充墩。大约相去一、二里梆鼓相闻为一墩。每墩设军五名，计减滥设墩军不下数千，省费不赀。墩之相去惟以视见听闻为准，不相间断。近台者听守台百总调度，不近台者听信地百总调度。烽号赏罚立为哨守条约，分给官军习学遵行。……凡遇敌马所向之处，该数举烽左右分传。计蓟镇边墙延袤曲折二千余里，不过三个时辰可遍各路兵马，见烽即行收拾器械，或应速发，或应候报，或应赴边者，分投趋赴战守。全镇边墙一体警备，军士乘墙昼夜罔懈，御备既速，驰援不误。”

　　《太白阴经》卷五《烽燧台》篇第四十六也有经典记载：“明烽燧于高山四望险绝处置，无山亦于平地高逈处置。下筑羊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为准，台高五丈，下阔三丈，上阔一丈。形圆，上盖圆屋覆之。屋径阔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为之，上覆下栈。屋上置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饰其表里。复置紫笼三所，流火绳三条。在台侧上下，用软梯，上收下垂。四壁开孔望贼及安置火简。置旗一面、鼓一面、弩两张、炮石、垒木、停水瓮、干粮、生粮、麻缊、火钻、火箭、蒿艾、狼粪、牛粪。每夜平安举一火，闻警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柴笼。如早夜平安，火不举，即烽子为贼提。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递知更刻，观望动静。一人烽卒知文书符牒传递。”

　　烽火台的位置通常选择易于相互了望的高岗、丘阜之上或城堡外围视野开阔便于观察、传递烽警的地方。烽火台的建筑早于长城，但自长城出现后，长城沿线的烽火台便与长城密切结为一体，成为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甚至就建在长城上。朝廷非常重视烽火台的建筑，在某些地段，连线的烽火台建筑甚至取代了长城城墙建筑。长城沿线的烽火台的建筑与长城一样，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西北的烽火台多为夯土打筑，也有用土坯垒筑;山区的多为石块垒砌;中东部的自明代有用砖石垒砌或全砖包砌的。烽火台的布置除建在早期长城干线上之外，一般分为三种：一种在长城城墙以外沿通道向远处延伸，以监测敌人动向;另一种在长城城墙以内，与关隘、镇所、郡县相连，以便及时组织反击作战和坚壁清野;再一种在长城两侧，以便于迅速调动全线戍边守兵，起而迎敌。早期还有与都城相联系的烽火台，以便尽快向朝廷报警。

　　烽火台大多为土台，张家口大境门长城内的土台就是一座烽火台。平门外的五墩台村因村落附近的五个烽火台而名。市区内桥公元(圆)台子、桥东邮电大楼、玉宝墩都曾建有烽火台，这些烽火台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张家口至明代宣府镇的防御预警系统。

　　敌台和烽火台的作用有时区别并不太大，有的地方的台子，敌台和烽火台的功能兼备。烽火台一般相距10里左右，有的地方也有距离5里左右的。民间有三里一墩，五里一台的说法，其实，更多的是因地制宜，合理设置。“烽火台一般独立构筑，也有三、五个成犄角配置为烽堠群的。”桥西清河村是长城脚下的一个小村落，清河段长城为土筑长城。以清河村为中心点，沿长城有两个相距1000米左右的砖包长城敌台，一个在长城线上，一个在长城内70米左右的地方，现各残高9米左右，台基处有残砖发现。长城内相对应的西面高峰上，另有9米高残台一座，与长城线上的两座敌台成等腰三角形排列。再沿沟西进，是清河村西面山峰上的墩台，修筑长城时采用此种型制，可能是为了使信息尽快传至万全城、张家口堡。史料记载，明代此处多次被游牧部落攻破，是造成万全右卫、张家口堡和宣府烽警的主要源头。因此，长城北面的三个墩台可起到警戒哨的作用。

　　有的烽火台的形制是一个独立的高台子，台子四周有围墙。台子上有守望房屋和燃烟放火的设备，台子下面有士卒居住守卫的房屋和羊马圈、仓库等建筑。台子的建筑材料和结构与长城一样，有土夯的、石砌的、砖石合砌的等等。桥西菜市村的一座大烽火台就是这种形制。

　　所有烽火台全天候有人值守，台上备有柴草、硫磺、硝石等。一有敌情，白天举烟，夜间点火，邻台得报，依次传递。这样敌情不但可迅速传递到军事中枢部门，而且千里防线也会迅速传遍，引起警觉。明代，大的烽火台还有御敌功能，小的则只负责观察瞭望而无点燃烽火传递烽警的功能。一般来讲，平时烽火台上必须保证至少有三个兵丁值守，一个烽火台有六七个兵丁负责，大家轮流更换。烽火台基本上是十几米高的圆形的土台，四周溜光，没有台阶，也没有梯子。那么，轮流更换的值守兵丁是怎样上下烽火台的呢?据说，这需要从烽火台修建时说起。烽火台修建时基本使用夯土方法，层层加高。待工程高度距封顶还有丈许时，台中央就埋下两根一丈多长的木桩。工程完成后，两根木桩上各拴一根牛皮绳，两根牛皮绳结成一条软梯，人们上下时垂于烽火台下，用完收起。也正因为如此，守卫烽火台是极其安全的。即使是有时敌人骑兵把孤立的烽火台团团围住，台上有吃有喝，值守兵丁也可以坚持很长时间。关于烽火台上储备物资和建筑形制，朝廷竟然有专门要求。明成祖朱棣就曾要求:“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重门。”

　　明代烽火台的警报烽火也有规定，除放烽、烟时加硫磺、硝石等助燃物外，还要燃放响炮声音示警。根据军情的急缓和敌兵多少，分五个等级。“边候举放烽炮，若见敌一、二人至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也就是敌来百人左右，鸣放一炮，白天举一次烟，夜间则举一次火;敌来五百人左右，鸣放两炮，白天举两次烟，夜间则举两次火;敌来千人左右，鸣放三炮，白天举三次烟，夜间则举三次火;敌来五千人，鸣放四炮，白天举四次烟，夜间则举四次火;敌来万人以上为十万火急，鸣放五炮，白天举五次烟，夜间则举五次火。

　　过去，人们以为烽火台报警时点燃的是狼粪，甚至《辞典》中也说：狼烟是用狼粪烧出来的烟。然而，《狼图腾》的作者姜戎，曾经收集燃烧过狼粪，想再现狼烟的壮观，可是失败了。 因为烧狼粪就像是烧羊毛，冒出的烟是浅棕色的，比干柴堆冒出的烟还要淡。当狼粪下的干柴烧成了大火，狼粪也会烧起来，最后与干柴一起烧成了明火，连烟都看不见了，哪有冲天的烟?所以，古代烽火台上点燃的所谓狼烟，绝不是用狼粪烧出来的烟。其实，烽火台上那种冲天的烟是用干柴加湿柴再加油脂烧出来的。半干半湿的牛粪、羊粪，也能烧出浓烟来，都比狼粪烧出来的烟浓烈。而湿柴、油脂、半湿的牛、羊粪要远比狼粪容易得到。《太白阴经》卷五烽《燧台篇》第四十六有载曰：烽火台报警时点燃的是“蒿艾、狼粪、牛粪也。”看来燃烧物中是有狼粪的，不过可能所占比重应该不大。

　　既然狼烟不完全是狼粪烧出来的，那么古代烽火台上燃起的冲天浓烟为什么叫做狼烟呢?据有关专家考证，实际上“狼烟”一词是和以狼为楷模，具有狼的战略战术、狼的智慧和凶猛性格的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等草原游牧民族有关的。有些草原游牧部族每逢战争，冲在前面的总是打着狼头军旗的彪悍骑兵。时间久了，农耕民族就将草原骑兵看成是最可怕的“狼”。所以，“狼烟”的最初本意应该是在烽火台上点燃的、警报崇拜狼图腾的草原民族骑兵进犯关内的烟火信号。

　　宣府镇上西路长城，也就是以张家口市北部为主的长城，曾对夜间举火报警进行过改革。夜间举火改成了点红灯笼，悬灯的长竿分为三等，悬灯均染成红色，原规定举火次数不变，仍按军情缓急、敌数众寡区分。这种报警方式一直沿用至明代后期。

　　根据明朝戚继光着的《练兵实纪》记载：“大约相去一、二里，梆鼓相闻为一墩，……计蓟镇边墙，延袤曲折二千余里，不过三个时辰可遍。”可见这是古时最好的通讯联络设施。

　　不过，“二千余里，不过三个时辰(6个小时)可遍”的说法似乎夸张。笔者也曾计算过，烽火台报警的速度应该是距离乘以光速，减去烽火台数量乘以瞭望哨兵反应(1秒以内)及点燃烟火(30秒)、烟火升空时间(30秒)。那么，按宣府镇“西路西阳河迄东，历中北路，抵东路永宁四海冶，凡一千二十三里”“边墩一千二百七十四座”计算，西面一旦报出烽警，20个小时东面就可以得到消息，速度之快，令人乍舌。

　　作者曾经戏言：宣府镇长城是紧紧箍在大明历朝皇帝头上，让大明历朝皇帝头痛了整整276年的一道紧箍咒。也可以说明代的长城防御是让朱氏诸帝费尽心思的一件大事。

　　确实，终明一代，自始至终对长城进行了颇具规模的筑造修缮工程，使万里长城的建造达到了高峰，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明代长城是长城建造的极点，也是终点，是长城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而宣府镇长城防御系统的逐步完善，也正是明王朝中前期边防武备政策在宣府镇的具体表现。清代的统治者是聪明的，正是他们总结了先人的许多“不应该”，才想起了明代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了的正义的威慑和和平的魅力，才想起了境门文化的内涵和历史借鉴，才斗胆破墙开门打破封建意识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