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教育四大家
2018-09-29
吕凤子
吕凤子(1885-1959)江苏丹阳人。原 名濬，号凤子，江南凤、凤先生。擅长人物和书法。曾任上海美专教授兼教务主任、丹阳正则女子职业学校高级绘画科主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组教授、 私立正则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国立艺专校长。解放后任江苏师范学院图画制图系教授、江苏省人大代表、全国美协江苏分会主席。
在近代中国画史当中有三位人物画颇见特点的画家，一为丰子恺、二为叶浅予，还有就是吕凤子了。而吕凤子在这三位中所留下的作品最少，这就愈显吉光片羽之贵了。
吕凤子幼时极为聪颖，十六岁就得中秀才，十八岁在苏州武备学堂习武。二十岁才开始习绘画，就读于李瑞清所开办的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图工科。颇受李的器重，毕业后遂曾留校任教。而后的几十年里吕凤子便一直与美术教育密切相关着。
李瑞清主持的两江优级师范是清代大僚张之洞所支持下所开办的的，原是为兴办新学。而科目开设有博物、数学、音乐、图画、手工等等。其他科目均可聘请日籍教 师，而美术则由山水画家萧俊贤和日人盐见竞、亘理宽之助教授。所以吕氏所受的绘画教育应是属于"中西合璧"式的。既学有传统的课徒式的山水画，也学有西方 先进的素描观念。但是当时"两江"的素描教学是由日本人传授的，这与欧洲的学院派素描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吕氏虽受"中西合璧"式教育，但这与后来的徐悲 鸿、刘海粟等人的"中西合璧"有着从角度上的本质区别。
正因为吕氏所受的素描教育并非欧洲学院教育，而是讲求、重视线条的"日式素描"，这与中国传统的线描似有共通之处。这对于吕凤子以线为主的画风奠定影响极大。
由于吕氏所受的"日式素描"的影响，其对于透视、解剖、色彩、构图，均深有研究。吕凤子曾编写过关于透视、解剖、色彩、构图等图画基础知识的讲义。因而吕氏的人物画特色与前代人物画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
前代顾恺之的人物画今已失传，仅从摹本来看，或称"迹不逮意"。而吕氏的人物画则写形貌色极为生动，颇有顾氏"传神阿堵"的妙处。他的《罗汉图》颇具特 色。往往造型古拙，线条流畅。其中《四阿罗汉图》题诗曰："皆来闻见，弥触悲怀，天乎、天乎。狮子吼何在?有声出鸡足山，不期竟大笑也。"画面上四个阿罗 汉仰着面，一个在悲天，一个在悯人，而后面两个阿罗汉则在嘲笑西北方的声音。作品借阿罗汉讽喻时局，耐人寻味。
吕凤子的人物画的归类，虽有不少讽喻时局的作品，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但是绝不同于徐悲鸿的现实主义人物水墨画，吕氏的画品风格仍应归于文人画的范畴之中。
文人画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以书入画"，吕氏的书法承清道人李瑞清之法，极有特色。且与其画风也能较好和谐。吕氏对于书法与绘画之间关系的论识极有见地：" 中国画一定要以渗透作者情意的力为基质，这是中国画的特点。所以中国画最好要用能够自由传达肩、臂、腕力的有弹性的兽毫笔来制作，用手指或其他毛刷等作 画，只能构成一种缺少变化的线条，它不能用来代替兽毫笔。"而"成画一定要用熟练的勾线技巧，但成画以后一定要看不见勾线技巧，要只看见具有某种意义的整 个形象。不然的话，画便成为炫耀勾线技巧的东西了。"
吕氏对于中国画的理解有两个层面：其一要用毛笔，即书法用笔。其二用线造型的目的是"形"，而不是笔墨技巧。而吕氏的这一主张应该是对于中国画发展极熨帖的建议：既不要放弃笔墨，又不要拘于笔墨。
吕凤子一生创作可分三个时期：一九三七年前为早期，一九三七年至建国为中期，建国后为后期。早期，吕氏绘画多以仕女为主，此时印章多钤"凤先生写宋 词"、"一生爱写稼轩词"、"凤先生写绝妙好词"。中期吕氏画作多取材现实生活，痛斥政府无能。印章多钤"廿七年入蜀以后"、"如此江山"、"如此人 间"，这一时期，吕氏也多作《罗汉图》。而其后期作品所钤印章有"而今乃得生之乐"。自一九五三年起吕每年刻一纪年章，一共刻"六十八"、"六十九"、" 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五方图章。
吕凤子所创办的正则女校、正则艺专在整个近代史上意义甚重，所创刺绣科以乱针锈而闻名。一九五八年吕凤子因患肺癌卧床不起，于当年十二月二十日病逝，享年七十四岁。
吕凤子主要著作：
《美术史讲稿》、《中国画法研究》、《凤先生说美育》、《吕凤子仕女画册》、《吕凤子华山速写集》。
吕叔湘
吕叔湘(1904年12月24日—1998年4月9日)，江苏省丹阳市人，原名吕湘 ，字叔湘，中年以后以字行。先后入私塾、丹阳白云街高级小学、常州省立第五中学。 [3] 1922(18岁)至1926年在国立东南大学主修西洋文学，其间曾借读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多校任中学教员，主要教授英语。1927年与程玉振结婚。1935年7月考取江苏省久任教室公费留学并于1936年2月赴英国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后又任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40年)、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42)。抗战胜利后全家随金陵大学迁回南京(1946)，1948底离开金陵大学到开明书店。1950年2月，吕叔湘应聘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起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1978年至1985年任《中国语文》杂志主编，1980年至1985年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0年起为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1987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94年4月被聘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第三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5月拿出多年积蓄的6万元，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的基金。吕叔湘先生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70多年以来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语言教学和语言研究，涉及一般语言学、汉语研究、文字改革、语文教学、写作和文风、词典编纂、古籍整理等广泛的领域。
主要作品
吕叔湘先生的研究重点是汉语语法。主要著作有《中国文法要略》、《语法修辞讲话》(与朱德熙合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等。吕叔湘先生参与撰述并审订了《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直接参加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制订工作。吕叔湘先生是我国最具社会影响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的前期主编和我国第一部语法词典《现代汉语八百词》的主编。这些著作引例弘富，分析精当，在汉语语法体系建设以及理论和方法上都具有开创意义，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最有影响的重要成果。吕叔湘先生是我国近代汉语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从40年代开始发表的专题论文到80年代出版的《近代汉语指代词》(江蓝生补)代表了吕叔湘先生在近代汉语研究方面的总体成就，不仅填补了白话语法研究的空白，而且具有方法论上的示范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吕叔湘先生亲自主持和参与了许多重大语文活动和语文工作计划的制订。1955年在现代汉语规范学术会议上，他和罗常培先生联名作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重要报告。1980年吕叔湘先生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开幕式上作的《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的学术报告中，提出要处理好中和外的关系、虚和实的关系、动和静的关系、通和专的关系，为我国语言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83年主持翻译了著名语言学家L.R.帕默尔的著作《语言学概论》(李荣、王菊泉、周焕常、陈平译)，为我国语言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马相伯
早年经历
马相伯祖籍江苏丹阳，农历1840年3月6日(阳历1840年4月7日)生于丹阳马家村，
马相伯其父母均信奉天主教，故襁褓间即受天主教洗礼，成为天主教徒，洗名若瑟，亦作若石。5岁入塾读书，喜探询天象运行奥秘。12岁来沪，入法国耶稣会办圣依纳爵公学(后改称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继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读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清咸丰八年(1858年)，全家从镇江转至沪定居。清同治元年(1862年)入徐家汇天主教小修院接受两年的“神修”训练。后入大修院学哲学和神学。清同治九年(1870年)，获神学博士衔，加入耶稣会，授司铎神职。同治十三年，调任徐汇公学校长兼教务，讲授经史子集;并兼耶稣会编撰，继续研究哲学、数理及天文，译著《数理大全》等书百卷。其弟马建忠为著名外交家。外甥朱志尧为著名实业家。外甥朱开敏为天主教海门教区主教。
从事洋务清光绪二年(1876年)，因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反遭教会幽禁“省过”，愤而脱离耶稣会还俗(但仍信仰天主教)，从事外交和洋务活动，曾先后去日本、朝鲜、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日本维新、高丽(朝鲜)守旧的对照使他深受启迪，认识到国家富强之术，在于提倡科学，兴办实业。因此屡屡上书朝廷献策，却都似泥牛入海。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辞官回沪，住佘山，潜心于天文度数的研究和译著，助其弟马建忠著《马氏文通》，只署文名。他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决定毁家兴学。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规定该产业供作中西大学建成后的学生助学金。
创建学校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冬，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发生“墨水瓶事件”，学生集体退学。蔡元培曾介绍部分学生向马相伯求学。他遂于次年(1903年)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以“中西大学堂”的理念，创办震旦大学院(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是其旧址)，自任院长，二月初三(3月1日)开学(“震旦”为梵文，“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其创办的震旦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梁启超曾著文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亲编《拉丁文通》、《致知浅说》等教材亲自授课，实行学生自治。肄业于此的学生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和张鼎丞等名人。在此之前，于右任因讽刺时政，遭清廷缉拿，潜逃至吴淞，马相伯闻讯，亲自驾舟接到校中进行掩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耶稣会欲变震旦为教会学校，以让马相伯“养病”为由，委任法国神父南从周(Perrin)为总教习，改变办学方针，另立规章。学生大哗，摘下校牌，全体退学。马相伯看到退学学生签名簿时，老泪纵横，决意站在学生一边，并得张謇、严复和袁希涛等名流的支持，在江湾另行筹建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于当年中秋节(1905年9月13日)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兼法文教授，聘李登辉任教务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耶稣会接办的震旦大学拟迁址卢家湾，马相伯仍以办学为重，不计前嫌，捐现银4万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基8处(当时价值10万多元)，以购置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土地100亩，建造新校舍(后改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即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1902年筹建震旦学院预科，后改为震旦大学附中，1952年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合并为上海市向明中学。 [1] 1906年，马相伯赴日，在日本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张之洞将此语引为至言，誉他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辛亥时期
辛亥革命前后，曾在东京任《政闻社》总务员。因其德高望重，孙中山将他聘为南京第一任市长，此时他已七十高龄了。没过多久，南京撤销设市。 [2] 马相伯转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并代理都督
1931年9月于右任与恩师马相伯合影，在北京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任北京政府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在这期间， 曾与章太炎、梁启超等发起创办“函夏考文苑”，与英华(字敛之。后为辅仁大学校长)创办辅仁社(即后来的辅仁大学)和培根女校。民国3年(1914年)，马相伯子君远病故，学生们鉴于马公毁家兴学，家无余资，遂筹集万元为其寡媳、幼孙作教养费，马相伯却托人将该款移作启明女子中学(今第四中学)教育经费。袁世凯称帝后，他痛加抨击，认为“天下之大盗，莫大于君主”。民国6年(1917年)南归，隐居徐家汇土山湾(后名其居所为绿野堂、乐善堂)，著书谈道，不问世事。1925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创办北京公教大学，次年改称辅仁大学。马相伯参与其事，贡献良多。他寄语辅仁大学：“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
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时，马相伯已届91高龄。他深感国难深重，为救亡呼号奔走，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他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共得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他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在他家里召开救国会第二次执委会时，他特地写了“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联语，与与会者共勉。
晚年时光
“七君子”出狱后在马相伯家合影自1932年11月起，他连续四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民国26年(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冯玉祥、李宗仁劝马相伯移居桂林风洞山。次年，应于右任请，入滇、蜀，道经越南谅山，因病留居。民国28年(1939年)是他百岁诞辰，4月6日全国各地和有关团体都举行遥祝百龄典礼。国民政府对他颁发褒奖令，中共中央特致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他给上海复旦同学会的亲笔信有“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语。他以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劳苦为念，把各方赠与的寿仪移作犒慰伤兵 之用。还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委员。他在病重时，忧国忧时之情更深。他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10月20日，他得知湘北大捷，兴奋异常，夜不能寝，病势加剧，11月4日溘然长逝。噩耗传出，举国哀悼。遗有《马相伯先生文集》。
主要作品编辑《马相伯先生文集》《马氏文通》与其弟弟所编写(在纪录片《大师》中有介绍)
求学经历匡亚明，1906年3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市导墅镇匡村一个贫苦的塾师家庭。1923年入苏州第一师范学校就读，1924年参加革命，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就读，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被调离校参加工作。
革命工作匡亚明曾先后任上海沪东、沪西、闸北等区共青团区委书记及中共区委常委，共青团无锡中心县委书记及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1927年曾以江苏团省委特派员名义领导宜兴秋收起义。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徐海蚌特委宣传部长、上海沪东、沪西、闸北等区共青团区委书记及党的区委常委，共青团无锡中心县委书记，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匡亚明在白区坚持革命活动，1929年曾被中共特科红队误认为是叛徒而遭枪击，子弹从口中射入，穿过脖颈险而未死，先后四次被捕，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1937年被营救出狱。 [1]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匡亚明历任中共中央社会部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社长、总编辑等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
教育贡献
匡亚明新中国成立后，匡亚明历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1955年至1963年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常务书记兼校长。1963年起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文革”中备受迫害，1978年复出，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起为南京大学名誉校长。1991年被任命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晚年主持编写《中国思想家评传》。匡亚明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6年12月16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1岁。匡亚明对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有重要贡献，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是吉林大学的重要奠基人，并曾两度出任南京大学校长，期间冲破旧束缚，延揽名师，注重传统文化教育，是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代表性人物。
人物事迹编辑
匡亚明延揽名师匡亚明始终认为，办大学要依靠教师，特别是学有所长的教师。 “一所大学水平的标志不是看别的，而是看学校拥有教授的数量和学术水平，如果没有可观的教授就不成其为大学”。他尊重人才，求贤若渴，推心置腹，真诚地和专家交朋友，被广大知识分子，包括许多知名学者、教授引为知音、良师和益友。他留下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反映出他的人生态度、超人的胆略和高尚的人格。他聘请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出山”，被高教界誉为 “三顾茅庐”聘贤才，至今仍传为美谈。于省吾是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他在甲骨文、金文释读、古籍校订、古器物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匡亚明到吉林大学后，千方百计要把于先生请到长春出山任教。然而，做了半辈子教书先生的于省吾此时更愿意与古物打交道，始终不为所动，但他却不灰心，曾三次面见于先生，谈出了他的教学思想和主张。于省吾被匡亚明的真诚所感动，毅然来到了冰天雪地的长春市，成为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奠基人。匡亚明与化学家唐敖庆、蔡馏生，物理学家余瑞璜，数学家王湘浩，经济学家关梦觉，文学家冯文炳、张松如(公木)等知名学者的交往和友谊、器重和使用，在吉林大学中产生了较大影响，体现了他尊重人才、重视人才的思想。1977年，他在南京大学刚恢复工作，就果断地决定聘请一批当时尚未落实政策的学者、教授。陈白尘是著名剧作家，但“文革”中被诬为“叛徒”，当时尚未有结论。但匡亚明却甘冒风险，聘他由北京南下就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当时，曾引起文化界、高教界不小的反响。同时，又聘请文史学家程千帆、哲学家孙叔平、神学家丁光训等著名学者来校，安排他们上课并担任适当的行政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有力地促进了全校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教育思想匡亚明主张对大学生既要用主要时间加强基础课教学，使学生切实掌握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又要着力培养学生的独立钻研和创新能力。他提倡安排教授和有教学经验的讲师为大学生开基础课，提倡讲究教学法，开展公开观摩教学，提高教学效果。匡亚明率先在南京大学开设“大学语文”必修课，成为提高学生文化素质，陶冶高尚情操，增强阅读能力的重要环节，并在全国许多高校得到推广。匡亚明鼓励大学生创造性地学习，实行学分制，建立优秀生、优秀班级和学生的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制度，提倡培养重点尖子生。这些举措在校内收到良好的效果。在吉林大学和南京大学期间，匡亚明冲破旧束缚，注重传统文化教育，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规律，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办学主张。他认为中国的高等学校应该根据不同的基础和条件发展自己的特色。至于重点的综合大学，要像抓重点经济建设项目那样抓重点大学建设。他强调要把我国的重点大学办成教学中心、科研中心和文化学术活动中心，从而更好地为国家培养高水平的专业人才提供研究成果和教育经验。
人物成就编辑
杰出贡献匡亚明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中国思想史专家。他长期从事党的宣传、理论、教育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建树卓越。他是吉林大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并两度出任南京大学校长。在他领导下的吉林大学和南京大学，无论是在学校的专业设置和学科建设，还是在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方面;无论是在教师队伍的管理，还是在校风建设方面;无论是在教学科研，还是在行政管理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匡亚明在治学方面，高瞻远瞩，态度严谨，著述颇丰。其教育论著《匡亚明教育文选》，是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的宝贵遗产。他多年钻研孔子思想，被学术界誉为“孔学泰斗”，著有《孔子评传》。他晚年主持编撰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全面和系统的总结，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思想文化工程”。
主要著作《孔子评传》、《求索集》 、《匡亚明教育文选》、《中国思想家评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