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职教是怎样把困局走活的

7月底，我们与首创集团合作成立了首创非遗与设计学院，就是‘行动计划’里说的工程师学院。我们还按照学校的实际，制定了自己的行动计划，把重点发展项目确定下来。”北京市丰台区职业与成人教育集团校长赵爱芹说。

暑假期间，记者发现，北京不少职业院校却没停下脚步，学政策、定目标、谋发展；跑企业、搞培训、练内功，校长教师忙得不亦乐乎。这样的状态似乎并不像外界想象的“北京要疏解职教、限制职教发展”。

赵爱芹告诉记者：“面对首都功能定位调整，我们确实走过了一段困惑和沉寂，但是今年4月北京市教委等5部门出台《北京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后，方向明确了。”

那么，这个行动计划究竟写了什么让职校校长们为之一振的内容？它出台至今又给首都的职教格局带来怎样的变化？记者进行了采访。

核心观点

◆ “怎样把困局走活？只有一条路，就是更好地为北京市的发展作出贡献。”

◆ “职业教育是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最近的一类教育，不是说我就办这个专业，人培养出来你爱要不要。比如，制造企业都疏解了，你非要办焊接专业，那肯定没出路。”

◆ “我们听课发现，无论高职、中职，都是先公共课，再专业基础课，再专业课，最后实习。这种模式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到了该调整的时候。”

1 首都和它需要的职业教育

“到2020年，全市职业教育规模结构更加合理，院校布局和专业设置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契合，现代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基本形成，职业教育发展环境更加优化，职业院校办学能力和贡献力更加显著，形成职普相互融通、城教充分融合、学段衔接贯通、校企协同育人的职业教育发展新局面。”

这份跨度三年的行动计划，为北京职业教育发展设定了目标。

“这是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经济社会发展和首都功能定位变化，对我们提出的新要求。”北京市教委职成处处长王东江说。

职业教育繁荣与否，从来都是和一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北京职教因此而辉煌过。

改革开放之初，为提供各行各业迫切需要的高素质实用技术人才，也为了使众多不能升入大学的年轻人掌握就业的一技之长，北京开始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北京劲松职业高中、北京外事学校、海淀黄庄职业高中等一批学校成为全国闻名的品牌。在近30年的时间里，这些学校输送的人才在首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以及重大国际国内活动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的脚步不断向前，资源和人口的聚集导致“大城市病”日益凸显，北京的发展迫切需要转型。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时明确提出，要明确北京城市定位，坚持和强化“四个中心”功能。此后，北京开始了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进程。

对于城市来说，这是发展良机。但是对于按照原有产业布局培养人才，且具有一定惯性的职业教育来说，却是突如其来的严峻挑战。

2018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称，北京市去年全年累计关停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1992家，调整疏解各类区域性专业市场594家。今年，还计划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500家。

对于职业院校来说，困难显而易见。“合作企业都搬走了，培养出来的人给谁去？”“城市人口疏解，招生受限，生源难以为继。”“解决不了就业，职教就更没有吸引力。”一段时间内，教师和校长们在各种场合谈论中，不免透露担忧。北京职教特别是中职的发展似乎陷入了困局。

但事实上，北京并非不需要职教。“别的不说，单是这2300万人口的大城市运营与管理，水、电、气、交通，哪一样少得了职教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北京职教的“当家人”王东江说，“怎样把困局走活？只有一条路，就是更好地为北京市的发展作出贡献，所以在这个行动计划中，我们特别强调职业院校的‘贡献力’。”

王东江告诉记者，根据首都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调整，北京的职业教育调整为三个方向：第一，面向高精尖产业；第二，面向国际超大城市的运营与管理；第三，面向人民生活的高质量需求。“北京的职业教育，规模不再是目标，而是要做强质量，我们明确了几个关键词：优质、高端、特色、国际化。”王东江说。

按照这些关键词，北京在未来3年提出了“四个一”目标：

——调整结构，打造精品。重点建设10所左右特色鲜明、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养高地。

——对接产业，服务北京。高水平建设100个左右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骨干专业。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重点建设100个左右工程师学院及技术技能大师工作室。

——面向人人，提高素质。每年完成职业技术技能培训100万人次以上。

2 提升质量，关键在贡献力

“‘世界一流’的标准是什么呢？”面对记者的追问，王东江解释说：“北京职教发展已经走过了用单纯的教育标准衡量的阶段，而是应该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力和影响力来衡量。”

据介绍，目前北京市教委正在制定10所重点建设职业院校的遴选标准，主要条件已经明确——这些学校要承担国家和北京市的重大教育改革项目，承担养老护理、学前教育、城市轨道运营等北京市紧缺人才培养任务，承担北京市教育精准扶贫的任务，在京津冀协同、“一带一路”教育合作方面有自己的贡献。

“需求导向”，是行动计划基本原则的第一条，也是北京市职业教育近年来在困境中求发展的深刻体会。“职业教育是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最近的一类教育，不是说我就办这个专业，人培养出来你爱要不要。比如，制造企业都疏解了，你非要办焊接专业，那肯定没出路。”王东江说，“那么需求从哪儿来，坐办公室里想不出来。”

2017年，北京市教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视察时提出的10大产业，把职业院校都发动起来，分成11个组，到企业、行业、各委办局进行了一次摸底式的“北京市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首都产业结构契合度调研”。

参加了这次调研的赵爱芹清楚记得，当时学校的任务是在丰台区域内，调研7个专业与当地产业的契合度。“过去我们也跟企业联系，但是点对点的联系很难了解整体情况。而这一次，我们不仅清楚了学校所在的丰台区的需求，也了解了北京市的规划和国家政策，一下就明白了学校的专业应该怎么对接，可以说每一个专业都有新的想法。”

这次调研以后，丰台区职业与成人教育集团有了专业调整的思路：面对“文化中心”功能定位，新增非遗产品设计与应用专业；面对2019年投入使用的新机场，加强航空服务专业建设；面对新发地等一批商品批发企业的疏解或转型，物联网专业向人工智能转型，主打家用智能和工业智能；面对市民终身学习和“一带一路”文化交流需求，将园林花卉专业改为短期培训，与养生、传统文化、国际交流结合。

也正是有了这次调研做基础，此次出台的行动计划提出“高水平建设100个左右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骨干专业”的目标。“专业是职业院校的品牌，专业设置是职业院校生存发展的命脉。目前，北京市中高职共有800个专业点，297个专业。专业调整到一定程度，我们就要选优，带有导向性地选择100个专业进行重点支持。”王东江说。同时，找到专业与产业精准对接方法的北京市，今年还将继续调研的脚步——根据今年出台的“三城一区”规划，调研海淀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昌平未来科学城、亦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技术技能人才需求。

3 校企合作，“剃头挑子”两头热起来

“现在，企业开始找我们了。”王东江告诉记者，这就是行动计划带来的变化。接受采访之前，他刚去了趟位于北京亦庄的奔驰公司，和企业商谈如何让公司里两位国家级技能大师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作用。

行动计划中提出“重点建设100个左右工程师学院及技术技能大师工作室”。“这解决的是校企合作的‘抓手’问题。”王东江说，“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今年教育部等6部门也出台了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但是怎么干？‘剃头挑子’能不能两头都热起来？这就需要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发挥主观能动性了。”

“工程师学院就是我们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的一个新平台。使用职业院校现有的办学空间，在学校现有的专业院系或专业群的基础上，与国有大型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等合作，引企驻校。”

说到这里，王东江加重了语气：“注意，是驻校，不是入校。入校只是基本合作关系，一签约就‘哥儿俩好’，但对执行得怎么样、能不能持续等没有约束。驻校的内容就多了，把企业的生产性环节、设备、工程技术人员，都‘合作’到职业院校来，硬件设置要参照企业一线标准进行，教学计划由学校和企业双方制定，师资队伍特别是专业教师由企业来提供或培训，考核评价依据企业一线用人标准，这将给职业学校带来一系列变革。”

同样，这项改革也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有前期试点做基础。早在2015年，北京市教委就委托昌平职业学校承担试点，与联想集团合作建立联想工程师学院。

“学校像企业，教室像车间，课桌像工段，教师像师傅，学生像学徒，教案像图纸，作业像产品。”北京昌平职业学校副校长郑艳秋在今年5月首届毕业生结业式上这样介绍。据了解，工程师学院完全按照企业真实工作流程组织教学，实训内容是真实的工作任务，由企业派出教师授课，并且按照企业文化进行管理。就连教师和学生的称呼也相应变化，企业来的教师叫作“驻场工程师”，学生班长叫作“总经理”。据介绍，今年毕业的首届学生，除考入高职升学外，其余全部被联想集团、京东集团总部录用。

“工程师学院是一种符号、载体，一种运行机制，它并不改变现有体制，但是可以解决产教融合过程中的一些难题。”王东江说，“比如，学校过去投钱买设备，现在可以用于购买企业的服务、技术培训。这就解决了企业积极性的问题。现在，学校和企业都行动起来，往往是几家企业找一个学校，学校来选择跟谁合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采用工程师学院的模式，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了信息安全工程师学院，北京商业学校成立了新道云财务会计师学院，丰台区职业与成人教育集团与首创集团联合建立了首创非遗与设计学院等。北京市教委计划于年底前遴选30个工程师学院给予资金支持。

专业建设、校企合作，说到底是为了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课堂教学是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主战场。所有的质量、方法、手段、创新，最后都要在课堂上实现。”在过去两年里，北京市教委对全部中职和高职院校的课堂教学进行了诊断。“我们听课发现，无论高职、中职，都是先公共课，再专业基础课，再专业课，最后实习。这种模式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到了该调整的时候。”王东江说。

为改变陈旧的人才培养模式，2015年，北京市教委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教育部合作引入胡格教学模式，由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和昌平职业学校等7所中高职院校率先试点“中德职业教育胡格模式汽修专业改革试验项目”。

据了解，胡格教学模式的特点是把传统教学计划拆分成模块，把公共课和专业课整合在一起，按照生产环节的需要进行安排。“假如你的岗位是4S店的员工，你要学习的第一个模块是什么呢？不是汽车原理，而是接车。接车需要什么知识和技能？一开始就是与客户的沟通，这就用到了语文和英语，还有写说明书、记任务，那么语文课和英语课就围绕这些内容来组织。”参与试点的一位教师告诉记者，“这种教学模式的好处是，让学生一开始就明白，我学的东西有什么用，目标明确，积极性就有了。”据了解，经过几年探索，其他学校和专业也开始借鉴这一模式，例如以烹饪专业见长的劲松职业高中，就尝试把语文课转化为具有职业特色的“烹饪语文”。

由北京职业院校自行探索提炼的“有趣、有用、有效”的“三有”课堂，也写进了此次出台的行动计划，在人才培养方面明确提出“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导向、以课程为主体、与职业资格标准相融合的课程体系”。

4 城教融合，职教的天地更大了

然而，无论有着怎样的设计蓝图，生源问题始终是北京职教发展不容回避的现状。“十三五”时期，是北京初中毕业生从未有过的低谷。数据显示，2018年北京市户籍初中毕业生只有5.3万人，加上非北京户籍一共6万多人。而在1980年，全市初中毕业生约19万人。

密云区职业学校校长贾长营告诉记者，以他们学校客户信息服务专业来说，最多的时候招9个班，今年只有1个班。这意味着，即使没有遇到非首都功能疏解，许多学校也会自然减员，调整势在必行。

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中职教育在校生规模6万人左右，专科层次高职教育在校生规模10万人左右”。王东江解释说，这个数字是根据职业教育发展及未来趋势、产业结构调整和用人单位多学历层次及年龄需要来测算的，基本上是已经稳定的规模，和目前差距不大。

但是，对于“老百姓都想上普高”的说法，王东江并不认同。“一些专业以初中后为起点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德国，职业认知阶段就在初中后，对职业的兴趣和认识就是在那时产生的，还有一个专业术语叫职业定向。再者，很多技能是需要及早培养的，需要的是练童子功，比如学前教育专业，你让一个研究生毕业的人去当幼儿教师，他可能已经没有那种童心了，没有那么大精力带着孩子玩，唱歌跳舞没有童音了。”

不过，初中后起点并不意味着只能停留在初中后水平。在职业教育界，一种普遍的看法是，职业教育应该是一种教育类型，而不是教育层次。在现实中，北京市教委也在努力为学生搭建第二条跑道。行动计划提出，要构建“中职—高职—应用本科—专业硕士”相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制定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进一步扩大‘中职—高职’贯通培养规模，扩大‘高职—应用本科’贯通培养、‘中职—高职—本科’贯通培养规模。”与之相应地，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职业院校学生贯通培养考试招生体系。

在北京延庆区第一职业学校校长刘铁锁看来，职教不仅在学历上不封顶，其服务的对象也应该有所扩展。“有些技能要从小开始培养，但是有一些工作必须到人有了一定阅历和生活经验以后才适合，比如养老护理，你让十七八岁的孩子去面对那些老人，他肯定不愿意，所以总是招生难，反而是一些三四十岁年富力强的农村劳动力可能更能胜任这项工作，我们能不能把教育扩展到他们？”

在首都职教圈，大职教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这份行动计划中，“四个一”的最后一个便是“每年完成职业技术技能培训100万人次以上”。

刘铁锁告诉记者：“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只是觉得学生少了，老师也不能撂荒了，得找点事做，但是做了才发现原来职业教育还有广阔天地。”

“延庆区的定位是国际一流生态示范区，还将承接冬奥、世博会等重大国际活动，根据这些需要，我们面向农民开展培训；北京市提出探索职普融通，我们利用现有的办学资源，开展中小学职业体验课程，一共100个体验项目；我们还面向河北、内蒙古等地，在课程、师资、专业建设等方面提供培训。”刘铁锁所说的，也是许多北京职校的常态。

王东江告诉记者，这100万人次不难做到，目前北京有一大批企业转型，也要创新、可持续发展。企业在职员工、新兴职业农民、社区居民，这三类人就是职业院校培训的主要对象。此外，很多学校为北京市乃至国家承担着重要任务，例如精准扶贫，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对口支援等背景下，学校积极行动，有些学校的资源已经辐射到10个省份。再如，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北京市职业院校跟随企业走出国门，建立了中赞机电职业学院、中埃信息职业学院。

“过去，只是学校自己点对点地在做，这次行动计划把这些内容都纳入进来，并且会在后续出台配套文件，予以支持和认可。”王东江说。例如，北京市教委已经出台了《关于发挥职业院校办学优势广泛开展职业技术技能培训的通知》，给出了北京市职工继续教育基地、市民终身学习基地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地的认定条件，具体到培训工作量的计算。在即将出台的10所院校的遴选中，也将考虑相关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情况。

“原来是学校私底下做，这回跟政策都对上了，现在可以大大方方地拿到台面上来做了。”谈到文件带来的变化，刘铁锁说。

在今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城教融合”的概念。行动计划所透露出的，正是北京的职业教育努力地与这座城市、与中国的首都发展同步共频的努力。正如北京市中职课程改革专家小组成员、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原副校长庆敏在北京市教育学会职教研究会的一次活动上所说，“回顾40年历程，最初我们只是在自己的学校里办职业教育，后来到企业找合作，今天职业教育已经延伸到了普通教育，服务到社区，乃至整个社会。职业教育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