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卒于公元770年。他所处的时代,是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时代,“安史之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杜甫个人命运在这突如其来的历史大潮中也经历了大起大落,西京凤翔见证了这一史实,杜甫在凤翔留下了“麻鞋见天子”的史话。
杜甫35岁来到长安,踌躇满志地参加制举考试,却成为权奸骗局的受害者而落选。困守长安十年,他一直急于在政治上寻找一条出路,以实现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屡次直接向皇帝上表、献赋,而不为注意。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安史之乱”爆发。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潼关失守,接着京城长安陷落,唐玄宗逃往成都。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定国号为“至德”。八月,杜甫只身北上灵武投奔肃宗,途中被叛军俘获,押回长安。
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初十,肃宗自灵武达凤翔,诏升凤翔郡为凤翔府,改雍县为凤翔县。四月,杜甫冒着危险逃出长安,历尽千辛万苦,间道窜归凤翔。这时的杜甫,脚蹬麻鞋,衣衫褴褛,瘦削疲惫,蓬头垢面。国难中,肃宗为杜甫的忠心所感动,五月十六日,拜左拾遗职。对于这一经历,杜甫这样记述:“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惊魂稍定的杜甫在凤翔作诗《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述怀》等篇,对逃窜流离的苦况、山河破碎的凄凉和看到平叛队伍集结凤翔,大唐中兴有望的喜极而悲的心情均有表述。
唐制有左右拾遗各二人,虽只是从八品的官,但能经常伴随皇上左右,向皇上谏言。杜甫得此重用自然涕泪感恩。然而杜甫就是杜甫,在读书游历、结识李白、困守长安、陷于乱军的经历中,他已逐渐形成了同情人民大众,厌恶权贵机巧的立场,他的《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那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杰作就充分表现出这种情感。
杜甫刚任左拾遗,认为谏诤是他的职守,就上疏为房琯说情,因此闯下大祸,触怒了肃宗,险些治罪。而这个房琯又是何许人呢?房琯是新任宰相。《唐书·房琯传》载:“至德元载十月,琯自请将兵,收复京都,肃宗许之。”“琯用春秋车战之法,以车二千乘,马步夹之。既战,贼顺风扬尘鼓噪,牛皆震骇,因缚刍纵火焚之,人畜挠败,为所伤杀者四万余人。”“房琯以北军、中军败于陈陶,存者只数千人,十月癸卯又率南军作战,复败。”房琯与安史叛军作战,两次惨败,杜甫诗作均有记述。房琯这时候已经被肃宗关进大牢。而杜甫认为,房琯战败是因为他食古不化,照搬兵书所致。而自告奋勇请战,为国牺牲的精神不能抹刹,应当宽赦。肃宗这时候正为房琯丧师四万的重大损失和不战自溃的奇耻大辱而怒火中烧,恨不得剥了房琯的皮,杜甫却站出来为房琯说情,岂不是引火烧身!肃宗立即下诏三司推问,欲治杜甫的罪,幸赖宰相张镐相救得免。八月,肃宗便命杜甫离开凤翔,回鄜州省家。杜甫曾以房琯兵败之地为题作诗《悲陈陶》、《悲青坂》,历史竟这样有趣,杜甫竟重蹈了司马迁的覆辙,后人亦应为杜甫作《悲凤翔》才是。
在凤翔,杜甫从进入权力中心到离开权力中心,仅仅一百天。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在凤翔这一跟头栽得不轻,从此他永远失去做“京官”的机会,政治生涯基本结束。但是现实生活折磨了杜甫,也造就了杜甫。堂上少了一个身着官服、低眉顺眼跟在皇帝身边的朝官,民间多了一个忧国忧民,为百姓苦痛而泪流满面、仰天呼号的伟大诗人。凤翔打碎了杜甫的幻想,让他完成了离开统治者,走向人民的蜕变。
凤翔遭遇让杜甫内心痛苦,但他仍然关心时局,爱国爱民。在北上鄜州的回家路上,他回望凤翔,放眼关中,泪眼婆娑,感慨万端,以诗的形式写下了给皇帝的谏草《北征》。杜甫看到这时候长安、洛阳尚未收复,朝廷讨伐安史叛军的队伍成分复杂,以借用回纥兵和征调西域之兵为主,吐番乘虚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尽失,唐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控制力基本丧失,凤翔成为极其重要的战略重地。这时的凤翔,于唐王朝是希望之地,于杜甫个人是伤心之地,然而杜甫从大义出发,诗谏肃宗提高警惕,加强备战。
杜甫离开凤翔后,成为彻底的“贫民诗人”。乾元元年(758年)冬,由华州赴洛阳,二年春返华州,沿途所见所感写就“三吏”、“三别”;七月,弃去华州司功参军,经秦州、同谷,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大历五年(770年)冬,病死于湘江舟上,时年五十九岁。这一时期,杜甫生活困苦艰难,贫病交加,但他的诗词创作取得丰收。写诗一千多首,包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不朽之作,都是这个阶段的作品。
杜甫与李白两个文友,一个肆无忌惮,洒脱不羁;一个悲天悯人,冷峻沉郁,生平气象大相径庭。但作为诗坛的两颗巨星则光焰竞放。中国文学中“位卑未敢忘忧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等正能量文辞不乏其陈,真正达到这个境界的典范首推杜甫。
宋代大文豪宋轼仕途也是从凤翔开始,政治命运坎坷非常,他对杜甫如是评说:“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