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高瞻远瞩 冒死自悼
薛令之早岁辅政不显山不露水，而在安史之乱前为何要题写《自悼》大字报，其背后的真相，无疑要用他的政治生涯和生命，做最后的赌注来劝谏唐玄宗。只是，这次的赌注实在太大了。
众所周知，李隆基当上了皇帝之后，励精图治，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新的发展，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的“开元盛世”。那是一个制度规范的时代，一个百姓富裕的时代，一个文化灿烂的时代，也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然而，随着他事业的成功，不知不觉之中步入一个“权力生态圈”。他所支配的资源越多，身边凑过来的各种阿谀谄媚也就越多。开元中后期，李隆基开始沉迷于声犬之色，只懂得与杨贵妃“秀恩爱”，坚信只有“爱情”与“艺术”才能永恒，无心纳谏，懒于政事，厌倦批评。而奸相李林甫又专权误国，杨囯忠、安碌山等阿谀奉承，欺民敛财，惹得朝野怨声载道。
安禄山蓄谋
这里有必要说一说时刻准备谋反的安禄山。
安禄山原来没有姓氏，名字叫轧荦山。母亲阿史德氏，是突厥族的一个巫师，以占卜为业。突厥人“斗战”一词的发音是轧荦山，就用它作为安禄山的名字。他小时候失去了父亲，跟着母亲在突厥族里生活，将军安波至的哥哥安延偃娶他母亲为妻。
开元二十年(732年)，张守珪任幽州节度，安禄山偷羊被抓住，张守珪拷问他，准备乱棍打死，他高声喊叫：“大夫难道不想消灭两个蕃族?为什么要打死我？”张守珪见他长得白白胖胖，语言豪壮，让他将功赎罪，命令他跟史思明一起抓活俘虏。说来也厉害，这两人只要出去就一定能够按时抓到，张守珪就把安禄山提拔为偏将，后又看他骁勇能战，还把他收为义子。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安禄山任平卢兵马使。他秉性机灵聪慧，人们大多称赞他。朝廷授予他营州都督、平卢军使官衔。他用厚礼贿赂往来官员，要求在朝廷为他多说好话。“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这些官员大都按安禄山的意思在皇帝面前极力为他美言，唐玄宗因此对安禄山印象很好。
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在平卢设置节度，任命安禄山为代理御史中丞、平卢节度使。此后便可到朝廷上奏议事，唐玄宗更加宠信他。
天宝三年(744年)，安禄山接替裴宽任范阳节度，河北采访、平卢军等使一一照旧。采访使张利贞经常接受安禄山的贿赂，经常为安禄山说好话。几年之后，黜陟使席建侯又说他公正无私。林甫也一味迎合唐玄宗，都一齐说安禄山的好话。这几位都是唐玄宗信赖的朝臣，唐玄宗对安禄山的好感更加坚定不移了。
后来安禄山请求当了杨贵妃的养子，进宫朝见唐玄宗都先拜望杨贵妃，唐玄宗觉得奇怪就问原因，安禄山回答说：“臣是胡人，胡人把母亲放在前头而把父亲放在后头。”唐玄宗听了非常高兴，于是命令杨铦以下的杨家兄妹们一起同安禄山结为兄弟姐妹。
“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就在同一年，才华盖世的“诗仙”李白因“担心在群小的谗言和毁谤中，可能会遭到不测的祸害，便自动要求离开朝廷”（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
安禄山善于表忠心，入朝觐见，唐玄宗在内宫设宴款待，他上奏玄宗说：“臣蕃戎贱臣，受主上宠荣过甚，但臣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为陛下所用，惟愿以此身为陛下死。”唐玄宗听后感到十分受用，命太子见之。安禄山问道：“臣乃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回答：“是储君。朕百岁之后，传位于太子。”禄山曰：“臣愚钝，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玄宗尤嘉其纯诚。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他善于表忠心，唐玄宗最忌惮子孙们会谋朝篡位，因为祖上李世民与李渊就是个例子，所以他害怕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当他听到安禄山这番话后，认为安禄山是忠心耿耿的，非常信任他。
李林甫担任宰相，朝臣中没有谁敢违背宫廷礼仪。天宝六年(747年)，安禄山提拔为大夫。安禄山和王鉷都是大夫。安禄山仗着深得唐玄宗宠爱，进宫朝见唐玄宗不大弯腰。李林甫命令同是大夫的王鉷好好礼拜，王鉷快步上前弯腰作揖恭敬得很，安禄山这才吓得直喘粗气，腰渐渐地弯下去了。每当同李林甫交谈，李林甫总摸准了安禄山的心思并先说了出来，安禄山认为他像神仙一样无所不知，每次见到李林甫，即使是隆冬天气也惶恐得汗流浃背。李林甫用温和的语言接待他，带领他到中书厅就座，用自己的披袍盖在他的身上，安禄山欣然接受，没有顾忌，喊李林甫十郎。刘每次骆谷从宫廷回来向安禄山汇报情况，他先问：“十郎说了些什么? ”有好话就喜得蹦跳，如果只是说“大夫必须好好地查核一下”，他就反手撑着床说：“哎呀，我死定了! ”李龟年曾经模仿表演了这般情景，唐玄宗拿这事逗笑取乐。这话也道出了当时的局势：天子忙于享乐，朝政则尽为李林甫把持。
安禄山晚年更加肥胖，肚子掉到了膝头下边，体重三百三十斤，走路时只好把两个肩膀向上耸，以便提起自己的身子，才能动脚。可就是这样的体型，在唐玄宗面前跳胡旋舞，安禄山的动作却快得像旋风一样，简直让人不可思议。玄宗曾经指着安禄山的肚子问：“这胡人肚子里有什么，竟然这么大？”安禄山回答：“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颗赤胆忠心。”玄宗很高兴。
为了让唐玄宗对自己放下戒备心理，安禄山可谓处心积虑，处处设局。有一年唐朝蝗灾严重，在东北也是如此，安禄山跪在农田里祭天并向天起誓：“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食臣心；若不欺正道，事主竭诚，其虫请便消化，启告必应。”不料此刻真的飞来一群老鹰把蝗虫吃了。安禄山把这一事件记录下来呈报给唐玄宗。唐玄宗看到他不但解决了地方的蝗灾，而且对自己是忠心耿耿，对他恩宠更盛。
据五代王仁裕所撰的《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明皇正宠妃子，不视朝政，安禄山初承圣眷，因进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红。每当寝处之际，则含香一粒，助情发兴，筋力不倦。帝秘之曰：‘此亦汉之慎恤胶也。’”安禄山真会投其所好，此时的唐玄宗正沉醉于温柔乡呢！
安禄山建造的住宅，宏伟华丽到了极点，用金银做笼子筐子筲箕等物。唐玄宗来到勤政楼，座位左边竖立一块用金鸡羽毛做装饰的大屏风，屏风左边放张木榻让安禄山坐，卷起或干脆拿掉屏风上的帘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太子李亨看出了安禄山面有反像，在李亨之前张九龄宰相也已经看出，薛令之因为懂得易经会看面相，也看出了安禄山带有谋反的面相，不断告诫太子一定要提醒皇上，安禄山将来一定会对唐朝江山不利。太子李亨提醒了皇上，而且连续提醒了三次，可是唐玄宗还是没有接纳意见。其实唐玄宗是相信的，为什么？《唐摭言》是这样记载的，那个时代尊信的是道教，会下蛊术，唐玄宗于御座左边竖立一块用金鸡羽毛做装饰的大屏风，当安禄山坐下后就卷去其帘。表面上是以示荣宠，实则是让公鸡啄安禄山这只“虫子”。过于信封道教法力的唐玄宗认为只要有这个蛊术，安禄山就不会谋反，虽然心里忌惮他，但还是认为安禄山是忠心于自己的。毕竟安禄山每年进贡大量奇珍异宝，每次觐见都是毕恭毕敬的。当然，唐玄宗也留了一手，同时在西北也任命了另外一位节度使，以期制约安禄山。唐玄宗认为这样就有了双保险。
但是玄宗料想不到，其实安禄山野心很大，暗中策划反叛。他以抵御外寇为名，建造雄武城，囤积大量武器，还请四镇节度使王忠嗣提供劳役。王忠嗣多次上奏说安禄山肯定会造反，但是玄宗根本不理。
薛令之预知安禄山的异心，多次让李亨进谏玄宗，但玄宗拒不采纳。
《新唐书·肃宗本纪》有言：“安禄山来朝，太子识其有反相，请以罪诛之，玄宗不听。禄山反。”所谓“太子识其有反相”当然不是说太子成了相面先生，能从安禄山的五官上相处谋反之心，而是说，太子李亨收集到安禄山有叛乱动向的信息，于是向玄宗密议趁早诛杀安禄山，但是玄宗不予采纳，不久安禄山果然叛乱。太子正式向玄宗提出诛杀安禄山的请求，应该是东宫文官团队研判后形成的政见，换句话说，也是薛令之的看法。只是他觉得，由太子直接向皇上陛下提出比较好。
在唐玄宗之前，为保护皇都的安全，百分之七十的兵力一般都部署在京城四周。但是到了唐玄宗手上，这个制度却被修改了。唐玄宗为了巩固疆域，把百分之八十五的兵力部署在了十个节度使的手上，只剩下百分之十五的兵力留在长安周围，理由是这样能做到权力充分“下放”，给予各节度使充分地自主权。大唐的节度使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为盛唐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太子李亨多次觐见说安禄山会叛乱，但皇上不采纳。而安禄山在范阳州城北边筑起了雄武城，表面上看是防御侵略，实际上是大量储藏兵器、粮食做坚守范阳的部署。安禄山又呈奏章请求任命自己为闲厩使、陇右群牧等职，唐玄宗都一一应允。安禄山当了闲厩使、群牧等使之后，上等好马都暗地挑选出来，夺得楼烦的监牧之后接着又夺取张文俨的马牧。
箭在弦上，危机四伏。安禄山蓄势谋反。
薛令之自悼
关于薛令之早知道安禄山会反叛这一点，还能从一首诗中得到佐证。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父亲朱松有诗《题薛补阙故居》：“有唐进士薛补阙，官兼侍读开元末。悬知野鹿欲衔花，面向桑榆全晚节。”“野鹿”的“鹿”与“安禄山”的“禄”同音，又因为安禄山是胡人，朱松便将其比作“野鹿”。“悬知”就是“预知”的意思。朱松先生是宋代人，他或许能看到更多关于薛令之的文献，比如今天已经失传的《明月先生集》和《补阙集》。不论如何，薛令之预知安禄山有谋反的野心是肯定的。可是，此时的薛令之又能做些什么呢？
盛世华光之下，歌舞升平之后，叛军的马蹄声又有几人闻？
李白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散人”，敢于借古讽今，而薛令之先生为东宫官、太子师，他是连借古讽今、指桑骂槐也不可为的。只要有只言片语的忤逆之迹象，最终都会追究到太子身上。
但，李林甫勾结胡骑、边将，时刻都有可能危及朝廷；唐玄宗迷恋杨贵妃，只知与她宴游享乐，不理朝政；李林甫已经年迈，太子不除必为后患，这块心病难弃，他很有可能会有狗急跳墙之举……国家和太子都面临危及存亡之秋，不警醒唐玄宗是不行的。薛令之先生身为太子老师，与太子朝夕相处15年，他深知太子的才能和品格，能担当拯救国家的重任，而此时太子之危即国家之危，太子之安即国家之安。
此时，薛令之内心的挣扎可想而知。但是，能采取什么办法呢？
像魏征那样犯颜直谏？不行。李隆基不是李世民，他没有他的度量，也没有他的清醒，“三庶人之祸”犹在昨日。像李白那样借古讽今？也不行。你是太子师，也是诗人，你的“隐语”再深，一旦考究必然原形毕露。总之，有关朝廷的政务、军务、人事、局势，明言万万不可，隐喻讽言也断不可为。
唯一可行，追究起来又与太子无涉、要遭惩办也只能落到我薛某身上——这就是薛令之先生左思右想权衡利弊，百般无奈之下做出的决定——自悼！
他决定用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生命作最后的赌注，进行最后的进谏，谏醒唐玄宗。
一个深夜，当大唐帝国皇帝李隆基与丽人杨贵妃在长生殿里窃窃私语时，
左补阙兼太子侍讲薛令之先生在东宫辗转难眠。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但今夜床前的月色很好。先生披衣起床，点燃西窗蜡烛，走向屋外的一处走廊。他知道，皇帝偶尔临幸东宫，会从这里走过。略作沉吟，他借着长安朦胧的月色，在墙上题了一首诗。
现在，一首五言已经题毕，墙上笔墨淋漓。先生喃喃吟了一遍，还好，他这样想着，转身返回，消失在东宫静谧苍茫的夜色中……
这就是那首题为《自悼》的名诗。既然题在壁上，就好比是今天的“微博”“微信”，当然是给人看的，只不过“朋友圈”里就那些人罢了。唐朝是个重文辞的时代，唐人在壁上题诗，是释放情感、沟通思想的常见方式。且看这首诗——
朝旭上团团，照见先生盘。
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
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
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
这首诗，后来收入了《全唐诗》中。大家知道，那是一册几乎与《诗经》并列的中国古诗经典。
这首诗，翻译成现代的话，意思可以是：
天空升起圆圆的旭日，
晨光照在先生的盘子上。
那盘子里盛的什么？
是阑干边生长的野苜蓿。
匙子难以舀起涩味的饭食，
筷子难以夹起稀少的菜肴。
朝朝夕夕竟这样将就地过，
你怎么能度过年末的岁寒？
苜蓿的原产地并不在中原地区，它是在汉代由“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苜蓿主要作为马的饲料。表面上看，这首诗无非是埋怨说，你瞧，连马吃的苜蓿都成了我的早餐，唉，这日子真没法过了！说得通俗一点：这东宫的伙食太差了！
不过，南宋林洪所著作的闽菜食谱《山家清供》中，对苜蓿盘有着这样的一段解释：苜蓿，其叶绿紫色，而茎长一“实”或一丈。采用汤焯油炒，姜、盐如意，羹、茹皆可。风味本不恶，令之何为厌苦如此？东宫官僚，当极一时之选，而唐世诸贤见于篇什，皆为左选。令之寄兴，恐不在此盘。宾僚之选，至起“食无鱼”之叹，上之人乃讽以去，吁，薄矣！意思是说，那些以为薛令之是因为嫌弃东宫生活清苦而离去的人，实在是太肤浅了。
“食无鱼”这个是战国时代贤士冯谖的故事。《战国策 齐策》讲述了这位孟尝君门客的传奇。书中的“食无鱼”之叹，正是薛令人对于怀才不遇，受困复杂政局的感慨与失意。而在这种理想抱负的失意里，却隐藏着中国文人气势磅礴的文化自信。
我们不妨穿越时空，到唐朝的东宫去看一看。别忘了，我们走进的是开元盛世。
东宫太子是储君，饮食不用说了，宫中设有厨官，他的饮食有专厨备办。
东宫诸位官员的伙食是由“公厨”负责的，当然分行政等级，薛令之是左补阙兼太子侍讲，在东宫里级别是很高的。东宫官员上班履职办事，他们的早餐和上朝官员的工作餐“廊下食”差不多。宫内有一个机构，叫内坊局，由詹事操办各类行政事宜。东宫官的夏季早餐会是用凉水泼过的冷面、粉粥，或者是面片一类的，再配些北方常见的蔬果。午餐常见的是汤饼，不过唐宋时所说的汤饼不是饼，而是一种类似线面的汤面。如在冬天，食物中常有一种黍臛，通俗地说，就是黄米肉糜。如果赶上节庆日或加班，皇帝或太子往往会另赐美酒佳肴，果羹糕饼。
当然，这是东宫伙食的常态，也是皇朝典章制度的规定。如果任意降低伙食标准，那可不行，因为臣子可以告御状，主管公厨的詹事以及内坊局的主事将以贪赃枉法、蔑视朝臣受到惩处。
詹事等官员他们不敢。那么谁敢？
看来只有宰相李林甫有此权力和胆量。不过，且让我们作一个分析。《旧唐书·李林甫传》说：“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他不学无术，有点像白字先生。
李林甫执掌吏部时，候选官员严迥的判语中有“杕杜”二字。杕杜是《诗经》中的篇名，原意是孤生的赤棠树，比喻人孤立无援。李林甫不认识“杕”字，便问吏部侍郎韦陟：“这里写的‘杖杜’是什么意思？”韦陟低着头不敢说话。后人便称李林甫为“杖杜宰相”，以讥讽他才疏学浅。
太常少卿姜度是李林甫的表兄弟，他生儿子时，李林甫手书贺函表示庆贺，上写：“闻有弄獐之庆。”古时将生男称为“弄璋”，意思是男孩长大以后执璋（玉器）为王侯。李林甫却把“弄璋”错写为“弄獐”，满堂宾客无不掩口失笑。
因了这两件事，后人便称李林甫为“杖杜宰相”或“弄獐宰相”，以讥讽他才疏学浅。不过，话说回来，李林甫担任宰相十九年，是玄宗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那也是有“两把刷子”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就说了，李林甫是“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他这样精明，满肚子的机锋，实现颠覆东宫的阴谋，除去后患的目标，绝不是克扣东宫伙食钱，把东宫官员饿得个个面黄肌瘦的办法来实现的。从经济入手，显然无法颠覆已经颁布天下的太子地位，再说了，那样子做毕竟太小儿科了。
很显然，薛令之先生的伙食，大约是不差的。《自悼》这首诗，再怎么艺术夸张，也都不是事实。可以肯定，薛令之不是因为东宫“伙食差”而离开的。李林甫独揽大权20年，其最阴毒行事的中后期15年正是太子入主东宫的15年。退一万步来说，东宫被冷落、东宫官员待遇最薄已15年，能忍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还不能忍这最后的十四、十五年吗？说先生怨东宫清淡、待遇太差而忍不住题《自悼》，进而还弃官徒步回乡，实在有悖常理。如果这仅仅是一首抱怨吃得不好的诗，又如何会收入高水平的《全唐诗》中？
那么，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因为嫌自己官小，得不到提拔，气得走人呢？而这，恰恰是不少史料中所记载的，且看学者刘松年先生所搜集的：
其一，宋欧阳修《新唐书》卷196贺知章传载：“……时东宫官积年不迁，令之书壁望礼之薄，帝见复题，听自安者，令之即弃官徒步归故里……”
其二，《全唐诗》第三函第10册二一五卷载：“……时令之以左补阙兼侍讲，积岁不迁，乃弃官徒步归乡里，……”
其三，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唐诗纪事》第290页载：“……令之以右补阙兼侍讲，积岁不迁，故令之弃官，徒步归乡里……”
其四，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福安县志》第170页载：“……会李林甫不惬于太子，故东宫官冷落不迁，令之感慨时事……因谢病归……”
其五，《福建文苑》传卷一第一页载：“……（薛令之）开元中迁右庶子，为左补阙兼太子侍讲，时东宫官僚清淡，令之以诗自悼……遂谢病徒步东归……”
以上观点，除了怨东宫清淡、待遇太差外，主要是说“积岁不迁”，薛令之嫌自己官小，然后才写《自悼》的。
薛令之先生若九泉有知，估计又要题自悼了——身前冤我犹可谅，身后冤我岂能容？应知燕雀冤鸿鹄，缪种流传误后生！
我们试为薛令之先生辩白如许——
先生这首诗是写在李林甫生命的暮年、安禄山还没叛乱这个时间段，也就是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前后的事。那么，这个时间段先生多少岁？70岁。年近古稀之年，还会希望朝廷念他“积岁不迁”而醒悟？而提拔？要知道先生当太子侍讲已经15年，若有升官发财的心思起码得在60岁以前动手经营，那时候可是开元盛世的顶峰，杨贵妃与唐玄宗正在蜜月之时，皇帝心情特好，托个人情或自己伺机提出，也许还真能升迁升迁，过了60岁，古稀之年了，还想借《自悼》以图升迁，有这个可能吗？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薛令之要用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生命作最后的赌注，进行最后的进谏。
我们知道，古诗往往托物言事，寓意其中，有一种比直言更好的效果。你能说曹植《七步诗》的“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只是在描写豆和釜那么简单吗？你能说张九龄《感遇》的“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是在写三只鸟吗？还有，章怀太子李贤有一首著名的《黄台瓜辞》：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他当然是借咏瓜向母亲武则天谏言，不要再下手滥杀李唐宗室诸子了！同样的，薛令之想借助这首诗，引起唐玄宗的注意及反思。“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这不正是对大唐政权发出的政治警告吗？
而这，需要多大的智慧和勇气啊！此刻，我们仿佛看到，廉村的半斗冈耸起薛令之刚直不阿的脊梁，潺潺的穆溪水滋润他疲惫不堪的肺腑。
现在，让我们来细细品读学者余挺先生用白话试译的这首诗，题目不妨就叫《我的哀伤》：
圆圆的旭日依旧升起
晨光照在大唐的疆土上。
你的疆土都有些什么东西？
到处是西域引来的苜蓿，
越过了宫阙的阑干，
野草一般疯长，
正像那些觊觎朝廷的胡人蕃将。
而你的大唐，兵在哪里？将在何方？
大唐啊，
你的命运只在朝夕之间，
怎么能度过风雪交加的岁寒？
薛令之早岁辅政不显山不露水，而在安史之乱前为何要题写《自悼》大字报，其背后的真相，无疑要用他的政治生涯和生命，做最后的赌注来劝谏唐玄宗。
只是，这次的赌注实在太大了。
唐玄宗题诗
唐玄宗偶幸东宫见焉，作为君主阅此诗，本应清醒，但此时的玄宗早已昏昏然。有故事为证。
大文豪王维有次邀请好朋友孟浩然来到宫中叙谈，谈得正欢之时，太监报皇上要来了，孟浩然当时没有官阶，只能躲在床榻下。王维上前恭迎，唐玄宗问，刚才还听到有聊天声，怎么进屋只剩你一人。王维听后马上让孟浩然从床榻下出来，介绍说是孟浩然，皇上大为高兴，说早已听说孟浩然是大才子，两人就开始大谈诗词歌赋。到最后皇上问近期有无新作品，按理说这是在给孟浩然一个非常好的当官机会，可是孟浩然偏偏选了这首诗《岁暮归南山》：
北阕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坏就坏在后两句：我没有才能，明君把我抛弃了；总是生病，身边的朋友也疏远我了，皇上听后很不高兴，第一次见到你何来的抛弃，便扬长而去。孟浩然也因此丢失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开元盛世初期，唐玄宗善于纳谏，薛令之的“纶言为草芥，臣为国家珍”他都会采纳，可是现如今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一句话他就扬长而去，可见他已经听不进谏言了。
看了薛令之的《自悼》，唐玄宗很不愉快，不但没有反思自检，还索笔题诗：
啄木嘴巨长，凤凰毛羽短。
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
这诗什么意思？大意是说，啄木鸟嘴巴很大（比喻贪吃），凤凰的羽毛很短（暗指薛令之才能不足），如果你嫌这里条件不够好，那就找一个桑榆暮景的去处，度你的老日子去吧！
唐玄宗生了气，却如此字斟句酌地写诗表达不悦，有点不可思议，想必未动大的怒气。《资治通鉴》记此事，则说玄宗在诗后“复题”四个字 “听自安者”！显然，唐玄宗这是下了逐客令。
看到这儿，也许你会为薛令之感到心酸。其实，已在官场40年的薛令之每做一件事都是深思熟虑的，包括这一次。薛令之应该会预料是这个结果，只是，他还想最后一次行使谏官的权力，在曾经如兄弟一般的唐玄宗皇帝面前尽最后一次“忠义”。
为什么说薛令之的这种做法也是一种“忠义”呢？孔子曰:“谏有五，吾从讽之谏。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去而不讪，谏而不露。”薛令之此谏，恻隐发于中，直言国之害，励志忘生，实为忠义。班固《白虎通》有言：“诸侯诤，不从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恶君也。去曰：‘某质性顽钝。’言愚不任用，请退避贤。如是之是待以礼，臣待放；如不以礼待，遂去。君待之以礼奈何？曰：‘予熟思夫子言，未得其道。今子不且留，圣王之制，无塞贤之路，夫子欲何之？’则遣大夫送至于郊。”大意是，臣子向君王进谏，让君王自己去反思。如果君王不接受，臣子辞去职务，这也是一种对君王的效忠，是符合礼节的，是一种“规定动作”，也是令人敬重的。否则，薛令之根本犯不着冒着生命危险在墙上题“大字报”，直接谢病东归或者告老还乡不就行了吗？
在那三纲五常为至高准绳的年代，薛令之始终不忘心效忠臣。他谢病告退，徒步东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