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徒归故里 清廉度日
身处这样繁华的世界大都市，薛令之为官长达40年，按理说应该颇有积蓄，但是他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两袖清风。“徒步”二字是他廉洁为官数十年的最好证明。从此，肃宗失去了一个好老师，朝廷失去了一个讲真话的人，时代失去了一缕清风。
徒步东归
唐朝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城市，比罗马古城大六倍。长安城东的广运潭烟波浩渺，春意盎然。唐玄宗登上望春楼，检阅了满载全国各地珍宝特产的二三百艘船只。从广运潭盛会的物资大展示和史书对开元年间国家财政状况的详细记载，一派“海晏河清、物阜民丰”的盛世景象。政府仓库的粮食、钱帛不断增加，大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势。
尽管身处这样繁华的世界大都市，薛令之一样不改清廉节俭的本色。“（薛令之）徒步归”，这是《唐诗纪事》专门为薛令之记下的一笔。可知在冠盖如云的首都长安，来自闽东福安茶乡的进士薛令之不改清廉本色，无论外出办公事，离家有多远，薛令之总是让公车先回，自己办完公事走路回家。如果是会亲访友办私事，更是独自徒步来徒步归，决不滥用公车。无疑，薛令之是一面照得见人心的透亮镜子。
一边是繁华绚烂，一边是落寞惆怅。离开了“冠盖满京华”的长安，薛令之徒步返回故里。
临走时，薛令之也把在京城任职的侄子薛芳杜一起叫上。
关于薛芳杜，史料记载并不多，清乾隆二十七年《福宁府志》（1762年）有言：“（薛令之）弟楚之，贡明经。侄芳杜，亦以明经举进士。清简寡欲，英明有断。乡人争讼，得芳杜一言即贴服，肃宗召之，辞不进。” 这自然是后面的事，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中看出薛芳杜是很有学识能力的。要不是看到朝廷的岌岌可危，薛令之应该也是希望自己的侄子能够做出一番更大的事业的。可惜，时势妒英才。
身处这样繁华的世界大都市，薛令之为官长达40年，按理说应该颇有积蓄，但是他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两袖清风。“徒步”二字是他廉洁为官数十年的最好证明。
无官一身轻，无财一身轻。从首都长安到闽东福安，何止千里之遥？虽然路途遥远而艰辛，年逾七旬的薛令之硬是靠着自己的一双脚，步行数千里。归去来兮，一路看山看水，令之终于得以解脱。只是头上浓密的黑发变成了飘零的白发，风华少年稚嫩的面容为饱经风霜所替代。
道不同不相与谋，薛令之把清廉多才的名声留在了京城，溶入到后人的心田。
从此，肃宗失去了一个好老师，朝廷失去了一个讲真话的人，时代失去了一缕清风。
此时的薛令之，深深领悟到什么叫仕途艰险，除自己辞官并让侄儿辞官外，还寄书给在江西安福任县令的独子薛国进，命他也辞官返乡。薛国进遂于天宝末年弃官随父回乡，在灵岩山隐居。由于薛令之父子同时辞官，生活一度陷入窘困。
薛令之还乡后，自然留下唐玄宗空自嗟叹，念念不忘，毕竟薛令之帮助他打败了韦后、安乐公主，推翻了太平公主的政权，才有了这个太平盛世。如今，到了晚年薛令之却是这样处境地告老还乡，而且还听说两袖清风的他在家乡日子过得艰难。至此，唐玄宗再也坐不住了，连忙下了一道“令有司资其岁赋”的圣旨，让地方政府给予补助。可面对官府送来的赋谷，面对来自朝廷的远方关怀，薛令之每次都是“酌量受之”，决不多取一点。“身隐不须仓廪栗，岁寒方见老臣心。”这算得上是落难之中薛令之的又一个高风劲节吧！
吟诗太姥
回乡后的薛令之，居于灵谷草堂，过着穷研经书、抱瓮灌园的生活。在此期间，薛令之深居简出，偶有出游或访亲会友常留下诗篇。他游太姥山后写下了《太姥山》一诗：
扬舲穷海岛,选胜访神仙。
鬼斧巧开凿,仙踪常往还。
东瓯溟漠外,南越渺茫间。
为问容成子,刀圭乞驻颜。
太姥山雄踞东海之滨，隶属现在的福鼎市。相传东海诸仙常年相聚于此，自古就有“海上仙山”之美誉。上古仙人容成子栖山炼丹，闽越最初女神“太姥”在此修真并服“九转丹砂”羽化升天。《汉书•郊祀志》将其载入可“通神”的八座名山之一，汉武帝令东方朔封其为“天下第一山”。在这首诗中，薛令之表达流连胜景、啸傲林泉的情趣和遁入空门的思想。
且看此诗最后两句“为问容成子,刀圭乞驻颜”。
容成子，葛洪《神仙传》记字子黄，道东人。曾栖太姥山炼药，后居崆峒山。寿二百岁。《列仙传·容成公》载称：“容成公者，自称黄帝师，见于周穆王。能善补导之事，取精于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养气者也。髪白更黑，齿落更生。事与老子同。亦云老子师也。”
刀圭，《抱朴子内篇‧金丹》：“并毛羽捣服一刀圭，百日年寿五百岁。”韩愈《昌黎集‧寄随州周员外诗》：“金丹别後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人。”丹药异名。
显然，薛令之写这首诗时的心态迥异于在灵谷草堂青灯勤读之时。他登临太姥，心绪浩茫，天风海涛之中对仙人容成子发问，仿佛有一种羽化登仙、乘风飞去的神往和幻觉，透露出一种人生的感悟。
尤其有意思的是，薛令之的这首《太姥山》与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似乎有着某种暗和。《梦游天姥吟留别》云：“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薛令之与李白两人同朝为官，又是好友，而诗中的山海意境又如此相似，令人遐想。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所讴歌的天姥山，一直被认定为在浙江新昌县境内。今人上海郑闰先生在专程赴福鼎游历了太姥山后，惊奇地发现李白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所描写的奇景竟然能在福鼎太姥山上得到一一验证。为此他在广泛深入查证核实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写成《天姥山应是太姥山考释》一文，认为：“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所讴歌的天姥山，不是浙江新昌县境内的天姥山，而就是福鼎太姥山。”
从《新唐书》薛令之传记载可知，薛令之在长安曾经和贺知章任同官，并共事过很长一段时间。薛令之是第一个到中央王朝任职的闽人，满朝文武中，论地域闽东属“南越”，和越人贺知章两人还算是“老乡”，其往来定很密切。正好李白是在开元十八年至十九年(730—731年)在长安认识贺知章并结为“酒中八仙”之游的，在时间上相重合。薛令之和贺知章为同事、同乡，性格相仿；李白和贺知章是至交好友，同为酒中八仙。在长安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又同为宫庭侍从官，因此不管是出于贺知章的关系，或是同为宫庭侍从官的关系，或是李白爱神仙、山水的原因，李白与薛令之没有理由不见面，生性爱山水且好神仙的李白也不可能不问及“海上仙都”的情况。况且薛令之不仅游过太姥山，还写有《太姥山》一诗(见《全唐诗外编》)，是现存闽人描写闽中山水的开山之作。诗中“神仙”“仙踪”“东瓯”“南越”也可作为李诗“天姥”就是福鼎太姥的有力佐证。至于“太姥”“天姥”之别，只是当时方言口音极其相似而误记罢了。 总之，李白是在听了薛令之对太姥山神仙传说和奇丽风光的介绍后，为之心驰神往，以致写下《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的，太姥山才真正是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天姥山的原型，其创作缘起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已由李白自己挑明，“越人语天姥”的越人就是八闽第一位进士薛令之。
抵达嘉禾
也就在这个时期，薛令之还可能抵达过嘉禾屿，也就是今天的厦门，成为最早进入厦门的家族。
厦门人大抵都知道“南陈北薛”这一说法。据族谱和史书上的记载以及民间传说，最早进入厦门的是陈姓和薛姓，因分别聚居在洪济山的南面和北面而有“南陈北薛”的说法。但“南陈”与“北薛”分别指何人，史料记载颇多分歧，学术界也有争议。对南陈，一般认为是陈黯，或说是陈夷则；对北薛，一般认为是薛令之，或说是薛沙。不过需要留意的是，“南陈北薛”也不是同时的，“北薛”比“南陈”更早进驻。
明代的《鹭江志》和清代的《厦门志》，为我们揭开了这个秘密。据方华先生的考证，前者于卷之二“文学章”，在介绍了福建人、开闽进士薛令之的生平事迹之后，写道：“令之晚居鹭岛所著……有《明月先生集》今亦不存”。后者在卷十二“文学”章详尽地描述了薛令之生平事迹后，突出地记载薛令之比陈黯早一百二十多年来到厦门，其词曰：
“厦门人物，以南陈北薛为最古。此语始于《闽书》。薛令之云自福安徙居嘉禾屿……府志谓令之登神龙二年进士，陈黯乃会昌时人，相去百二十年，不应有南陈北薛之目。”
神龙二年是农历丙午年，公元706年；会昌是唐武宗李炎年号，会昌最后一年是农历丙寅年，公元846年。会昌这个年号只有6年，陈黯即使以会昌元年时人计算，与薛令之登第也已相距134年。因此，无论如何这两个人是不会同时到达厦门的。“南陈北薛”，薛在先、陈在后，当属无疑。
《厦门志》还辩析了另外一说：“薛令之裔孙为龙溪尉，居嘉禾屿，人称为薛岭，其南陈黯宅在焉。时号南陈北薛。”这是说“南陈”的陈黯是薛令之的裔孙薛沙任龙溪县尉时搬到薛岭去住的，祖孙相隔百二十年，符合逻辑。该志亦作辩析：“且令之本传不载迁同安，从名胜志作薛沙较确。其载陈黯云，徙居嘉禾薛岭，则薛岭之名，已在前矣。《闽书》谓以令之得名，亦似也。”
据此，薛令之应该是最早进驻厦门的。今金门薛氏宗人亦承认是薛令之后裔，也是从厦门迁去的。至于薛令之入厦门的原因，因为史料不足，无法作准确推断。是探察？是逃难？是有意南寻新乡？留待后人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