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敕封廉名 苜蓿传家
至此，廉村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由皇帝赐封以“廉”字命名的村庄。后来当地的官员认为一生二，二应该要生三，就把后面的山岭改成了廉岭，所以有了廉村、廉水、廉岭这“三廉”。从此，“三廉”声名远播。
安史之乱
后来发生的事情是那样的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天宝十四年（755）爆发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震撼着大明宫阙的帝基，惊破了华清池畔的霓裳羽衣曲，李隆基连同大唐盛世从顶峰跌落，帝国的歌舞升平烟消云散。
那一年，薛令之73岁。壮志未酬，忧愤交加，病。
十一月初九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当时国家长久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民疏于战，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逃或降。短时间内，安禄山就控制了河北大部郡县，河南部分郡县也望风归降。
十一月十四日，唐玄宗得知了安禄山反叛的消息，相当震怒。他立即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防守洛阳，接着任命他的第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
十一月十五日，唐玄宗派使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上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就攻入洛阳。东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肯投降，被俘后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退守潼关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
安禄山指挥叛军主力进攻洛阳、潼关，意图突破这两个重镇而直取长安！虽然洛阳沦陷，但天险潼关却因为高仙芝、封常清的有力固守，使得安史叛军久攻不下，甚至迫使敌军有了回撤的打算。
但是晚年的李隆基已经变得昏庸，不复年轻时代的英明果决。高仙芝和封长清采取固守的正确作战方法，使得远道而来的敌军想速战速决的计划不能得逞，而且潼关作为长安的屏障，也有力地护卫了长安。可是一些奸邪小人却在李隆基面前说高仙芝和封长清的坏话，诋毁他们与安史叛军相勾结，所以迟迟没有与叛军正面交战。李隆基不经过仔细调查，竟然将二人斩首示众，致使朝廷失去了两员经验丰富、作战勇敢的将领。
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之后李隆基又派上了年纪的哥舒瀚统领潼关的军队拒敌，当时镇守潼关的军队有二十万。哥舒瀚正确地判断了双方的形势，认为坚守不出才是御敌之策。随着日子一天天拖延下去，唐玄宗对他们也失去了耐心，奸相杨国忠又鼓动玄宗下圣旨强迫哥舒瀚出战。哥舒瀚在接到圣旨后知道此战必败，但慑于皇权的威严，不得已带兵出战，最后果然大败，自己也被手下绑赴敌营。
玄宗逃亡
诚如安立志《逃亡途中人性回归》一文所言，唐玄宗李隆基是最大的官，他既是盛唐的开创者，也是盛唐的毁灭者，实现“开元之治”的是他，导致“安史之乱”的也是他。在他身上，先后出现了英明与昏庸、勤勉与怠惰、俭朴与奢侈的不同特质。在其执政后期，由于承平日久，整天坐在大明宫内，泡在华清池里。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月，安禄山叛军攻占潼关，进逼长安。年逾古稀的李隆基，未及通知朝中百官，撇下外出的嫔妃、公主、皇孙，于十三日凌晨，带着杨贵妃姐妹、部分皇亲国戚、朝廷近臣及亲信宦官，在几千禁军护卫下，打开禁苑西门——延秋门，仓皇逃亡。
年迈的唐玄宗，危急之际，曾经的良知似乎苏醒了。逃亡途中，杨国忠要焚毁国库，李隆基制止道：“贼军来后得不到，必然加重对百姓的搜刮，不如给他，以免加重百姓的困境。”（“贼来不得，必更敛于百姓；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杨国忠要过河烧桥，李隆基责备道：“士庶（官民）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要高力士把火扑灭再赶上队伍。（《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逃亡中的李隆基，残存的人性如萤火寒星，散发出可怜的微光。一行人蹒跚行至咸阳附近，向来养尊处优的公主、皇孙们，饥渴难耐，李隆基只得亲自找到百姓门上讨饭吃：“卿家有饭否,不择精粗，但且将来。”（《天宝乱离记》）百姓还是通情达理的，一看他们的领袖沦落到如此地步，于是“争献粝饭，杂以麦豆”。这些平日吃腻了珍馐佳肴、山珍海味的皇孙们，此时才体会到什么是饥饿，“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犹未能饱。”“以一人治天下”的制度，通常也“以天下奉一人”。李隆基吩咐从人给百姓付了饭钱，并表示感谢与慰问。从来不曾尝过艰辛的李隆基，此时的举动着实令人动容。
此时，一位名叫郭从谨的老人主动向玄宗进言，核心思想是，皇上听不到真话才有今日之流亡。他指出：“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老人赞赏玄宗执政前期的任人唯贤，正因为重用说真话的宋璟，“天下赖以安平” 。而到执政后期，官员们不是“以言为讳”，就是“阿谀取容”，甚至重用了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坏人，皇上与外界隔绝了，以致“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中央与地方、朝廷与百姓，遥隔云山几万重。身在草野的百姓，不乏有识之士，虽有“区区之心”，但因“九重严邃”而“无路上达”。如果不是皇上落难至此，一个乡下老农怎么可能见到九五至尊并能给皇上说出这些肺腑之言（“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此番言论，推心置腹，情真意切，说是进言，近乎教训。玄宗听后，不仅没有龙颜大怒，反而感慨万千：“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
李隆基是不幸的，这个开元盛世的缔造者，竟然乘舆播迁，颠沛流离。李隆基又是幸运的，落难途中得到了百姓的帮助，听到了百姓的诤言。正是由于落难，他才知道民心之可贵，奸佞之误国。可惜的是，在接下来的马嵬坡事变中，人们只记住了杨贵妃的红颜薄命，却忽视了六军不发的民意军心。
公元756年，一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唐玄宗逃亡；这一年，唐肃宗即位；也正是这一年，薛令之与世长辞，终年74岁。
敕封廉名
《福安县志》载：“天宝之乱，令之退居城山。”此前，与他同为太子侍讲的诗人，幽默诙谐的浙江诗人贺知章，也辞去了秘书监之职，回乡作道士去了。而自己也和贺知章的命运差不多，“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至德元年（756年），唐肃宗李亨在灵武（今属宁夏）即位，尊李隆基为太上皇。 “肃宗乾元初（758—760）以雅旧赠（贺知章）礼部尚书……。令之长溪人，肃宗亦发旧恩召，而令之已前卒”（《新唐书》）。唐肃宗李亨思及与薛令之的师生情谊欲召入朝，不料令之已卒。肃宗闻之潸然泪下，“嘉叹其廉”。作为新的君主，感念薛令之“有启沃旧恩”，觉得有必要表彰老师，并用以整顿吏治，于是“赦其乡曰廉村，水曰廉溪”（并见《八闽通志》《闽书》等）。清叶开树《廉村仿古》诗云：“嘉名肇赐自唐代，山水都表薛公廉。”
那么，唐肃宗到底何年何月派使者持诏到长溪石矶津寻找老师薛令之呢？
福安《薛氏族谱》中可查到唐肃宗召先生回京的“诏词”，其中有这么几句话：“一统山河依旧，九重城阙如新，修凤诏以待，诚奋鹏程而可望。”意思是说，山河已归统一，皇城宫殿业已修复，只待先生回来共奋鹏程。
结合当时的背景，可以推想时间应该在公元758年，薛令之已故3年。郭子仪在回纥部的配合下，杀贼6万余、活捉2万人，贼军统帅张通儒连夜逃亡。长安收复。同年，东都洛阳收复。
说此时一统山河，城阙修复如新，比较妥当。有学者提出“一统山河依旧，九重城阙如新”指的应该是“安史之乱”平定以后，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安史之乱763年才平定，而唐肃宗762年就已驾崩。这里的“一统山河依旧，九重城阙如新”应该只是“阶段性的胜利”。
公元758年前后，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唐肃宗看到了唐宫的凋蔽，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江山残破，百姓流离，昔日开元盛世的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唐肃宗想起了老师多年对他的教育，早就教导他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要防备盛世底下潜伏的危机，如果老师还能在自己的身边教导自己，那该多好！于是心里油然而生“老师啊，你在哪里”的感慨。
值得一提的是，福安甘棠《薛氏族谱》所载《唐肃宗召左补阙太子侍讲兼侍读国公薛令之诏词》中，有皇帝自称“螟子”二字，这可是不能等闲视之的信息。
螟子，是螟蛉之子的缩写，古文之意是义子。
皇帝自称义子，就是尊薛令之先生为义父。纵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但于诏书中明文标示，这十分难得，也相当罕见，可见肃宗李亨对薛令之先生的感情何等深笃。故而，在所有《薛氏宗谱》和祠堂匾额中皆有“太子太傅”四字封号，诚为可信。
“及肃宗即位召欲以为大臣，而令之已卒，家赤贫。于是上益叹其廉，敕其乡曰廉村，溪曰廉溪以旌之。”使臣禀报，老师薛令之已故，肃宗顿足哀恸，当即颁旨：追赠大唐补阙薛令之为太子太傅，赐其村庄石矶津为廉村，水为廉溪。朝廷拨款给予厚葬，以馨其德。
至此，廉村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由皇帝赐封以“廉”字命名的村庄。后来当地的官员认为一生二，二应该要生三，就把后面的山岭改成了廉岭，所以有了廉村、廉水、廉岭这“三廉”。从此，“三廉”声名远播。
薛令之和他的“苜蓿人生”，注定千古流芳。
“苜蓿”一词，也早已成为形容学官清贫和廉洁的熟典，为历代诗文家频频使用。如苏轼就写过“久陪方丈曼陀雨，羞对先生苜蓿盘”；苏辙写过“手植天随菊,晨添苜蓿盘”。宋孝宗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进士，官至淮南西路安抚司参议、江苏高邮的陈造未仕时，在其《谢两知县送鹅酒羊面诗》中写道：“不因同里兼同姓，肯念先生苜蓿盘。”曾在宁德作过主簿的陆游也曾留有“饭余扪腹吾真足，苜蓿何妨日满盘”的诗句。
明福安知县孟充《题薛补阙祠诗》：“松桂庭台苜蓿盘，先生岂是厌清寒？牡鸡欲唱前星暗，归去廉溪且挂冠。”明嘉靖时首相、江西铅山的费宏未官时，在其《谢姜宽送芋子》中也有“竽魁相送满筠笼，应念冰盘苜蓿空”的诗句。清代福宁知府李拔来福安谒祠时，曾留诗曰：“公余谒补阙，祠水一潭清。景仰高风在，相知对月明。”清代大学士纪晓岚以“词臣只是儒官长，已办三年苜蓿盘”婉拒地方官的名贵食品馈赠。
可见，作为“开闽第一进士”，薛令之的勤学苦读、清廉刚直影响后世至深。
这其中，明万历《福安县志》记载的两首诗尤其值得品味。一首是御史郭珙的《题薛补阙祠》：
节义天下之大闲，见几而作人所难。
有唐官僚极要选，一薛去就轻重关。
开元未有天宝渐，东禁肯作廉村看。
君不见，慷慨言事杜补阙，下邽命下仗马寒。
又不见，曲江一言竟不合，痈疽覆护卒养奸。
渔阳鼙鼓声未动，干戈已伏衽席间。
凤凰岂不毛羽惜，羽翼纵短天地宽。
苜蓿盘，苜蓿盘，穆生酿酒孔子膰。
东宫宫，东都祖道东门冠。
储君德性公养成，请诛一剑天实临。
霓裳之曲声袅袅，锦褓之爱夜沉沉。
吁嗟父子言尤难，都俞气象何可寻？
乾元念旧诏晚矣，公如可作羞山林。
明月团团想如昨，清风凛凛直至今。
史云怨望冤亦甚，人谓恬退知未深。
堂堂千载庸斋老，一语勘破补阙先生心。
另一首便是朱熹父亲朱松的《题薛补阙故居》：
有唐进士薛补阙，官兼侍读开元末。
悬知野鹿欲衔花，回向桑榆全晚节。
灵武匹马还京师，伊人驹谷犹遐思。
甘同西山采薇蕨，团团朝旭升旸谷。
照见盘中堆苜蓿，底用黄金二十斤，
燕享乡闾与亲族，商山高躅不可攀。
岁暮何嫌松柏寒，廉溪清风起廉顽。
一似东都故人独钓桐江滩。
理学宗师朱熹三次来到福安，第一次是他7岁时由朱松带他来廉村拜见薛令之先生写下这首诗，之后的两次，一次来避难，一次来讲学，所以与这块土地很有渊源，如今，廉村人还珍藏着朱熹留给他们的纪念物——一副写着“为善最乐，读书便佳” 的亲笔题刻。
古时私塾启蒙读物《幼学琼林》中“桃李在公门，称人子弟之多。苜蓿长阑干，奉师饮食之薄”也成为了经典之句，深深地影响和教育着中国的读书之人。从此薛令之的清廉正气在八闽大地升起了一个精神的标杆，引领着闽越士人前行。
风清可醒脑，月明可鉴心。廉村人秉持的清廉家风，穿过千年的岁月烟云，正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坚实地融入进这块古老的土地中。这正是“清风劲吹，廉从绵延不绝的历史中走来；正气浩然，廉向时光荏苒深处走去”。
据传，临终前，薛令之只给子孙后代及邻村亲友留下20字遗言：“父言慈，子言孝，家声永振；书可读，田可耕，世业永存。”
“访廉以明志，鉴古而知今。” 每年的冬至，是廉村最为隆重的日子。不管有多远，只要是从廉村出去的子孙，都不远千里回到廉村祭祖，传承祖宗留下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