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金寨籍老红军、老将军的革命故事 （红色故事之八）

【开头语】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在全国4支长征队伍中（中央红军、红25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和红六军团），有2支队伍与我们金寨密不可分，一支是红四方面军、主要发源于金寨，一支是红25军、直接诞生于金寨。

       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全国第二将军县，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诞生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

       今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金寨时，深情感慨地说，“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金寨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

       金寨，红色历史源远流长，红色文化丰富多彩，红色资源积淀厚重，红色基因灿烂辉煌。研究红色历史、开发红色资源、做大红色品牌、传承红色基因，有着巨大的潜力可挖，有着很多的工作要做。

       作为全县党史军史、红色文化研究开发的重要职能部门-----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充分挖掘红色资源的新优势、倾力打造红色发展的新高地、努力谱写红色金寨的新篇章，着力当好红色基因的研究者、传承者、实践者。具体的，应该着力做好这样8项工作：“研究好”红色历史、“编纂好”红色书籍、“讲述好”红色故事、“宣传好”红色金寨、“展示好”红色老区、“开展好”红色教育、“传承好”红色基因、“谱写好”红色新篇。

       基于这种考虑、立足金寨实际，近期，我们组织人员搜集、整理了一批革命历史故事（主要包括长征故事和红色故事两个部分）。现予以发表，敬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第八篇：将军爸爸和院士儿子的红色故事

       人物简介：

       （一）邬兰亭，安徽省金寨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宣传员、少共书记、班长、连长等职，先后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为挫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夺取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参谋、营长、团参谋长等职，率领部队多次深入敌占区参加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团长、副师长等职，先后率部参加了莱芜、孟良崮、胶济路西线、济南、南麻临朐、淮海、渡江、青岛、南下追击、福建剿匪、解放东山岛等重大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师长、副军长、省军区副司令员、军长、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率部参加了第二、五次战役和金城防御战等多次战役战斗。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坚持从严治军，致力于部队的全面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是党的十一大代表。1961年由大校军衔晋升为少将军衔。

       邬兰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0年5月20日在武汉逝世，享年83岁。

       （二）邬江兴， 1953年9月12日出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NDSC）主任，通信与信息系统、计算机与网络技术著名专家，中国APEC工商理事会副主席。曾先后担任过“九五”、“十五”国家863计划通信技术主题专家组副组长、“十一五”国家863计划信息领域专家组副组长、国家移动通信重大专项（第3专项）论证委员会主任、国家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络（NGB）专家委员会主任兼总工程师、国家三网融合专家组第一副组长等职务。1997年至2009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中国候补代表、正式代表,现任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副主席。

       很多年以后，邬江兴仍然记得入伍前与父亲邬兰亭长谈的那个夜晚：父亲以全身上下几十处伤疤告诉他，当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军人要敢打硬仗，能打胜仗，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不过，昏黄的灯光下，令年轻的邬江兴稍感意外的是：１３岁参加红军、３０岁出头当军长，曾在鄂豫皖苏区和鸭绿江对岸浴血奋战的父亲，对战场英雄视若平常，可谈起钱学森、华罗庚等科学家时却推崇备至。

      一、认准的事就坚决走下去

       16岁那年，邬江兴参军入伍，在大别山深处一边当最苦最累的坑道工程兵，一边自学工程机械原理；１７岁，被选拔到南京军区某部，一边当数据录入员，一边“偷偷摸摸”地学习数理化知识。在那个科学技术如“毒草”的年代，邬江兴“偷偷摸摸”地学习被揭发了，还受到了批判。一个原本前途光明的年轻人突然掉入深渊，邬江兴向父亲写信诉苦：学习技术有罪，而且罪大到了要毁掉前途，为什么？

       “放牛娃”出身的父亲，用红蓝铅笔在公文纸上粗粗地写了几十个字：儿子，认准的事就坚决走下去，管他艰难困苦，还是黑暗光明，走下去……

       这是父亲一生中给邬江兴写的唯一的一封信。

       邬江兴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他像一棵长在荒漠中的胡杨，在没有高等教育、漠视科学技术的年代，却执著着自己“认准的事”，走自己认准的路，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吸收一切可以学到的知识，他年轻的身体和头脑中充满了对科学知识和新技术的渴望。

       机遇就是这样留给有准备的人。随后几年间，在中国计算机整体开发水平尚停留在每秒１亿次运算量级的时候，年仅２０多岁的邬江兴已经开始主持中国最快、也是最大的计算机项目：ＧＰ３００，一种每秒５亿次运算速度的计算机系统的设计。

       自学成才的邬江兴就此走上了自己的“报国”之路，杀进了和父辈们不同的“另一个战场”。

       二、没有硝烟也是战场

       改革，改变了国家命运，也深刻影响着人民军队。

       1985年6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向世界宣布：中国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

       “虽然没被裁员，可ＧＰ３００项目下马了，3年多的心血一下子就没有了……一个星期没好好吃饭，蒙头睡，觉得一片黑暗。”“失业”后的邬江兴，一度当过军界“倒爷”，从香港倒过单板机和微机。

       虽然挣钱的诱惑很大，可仅仅当了大半年的 “倒爷”，邬江兴就开始觉得很无聊：“我一个堂堂计算机总体工程师，不能为国家、为军队干点正事，却去倒买倒卖，这叫什么事？不干了！”

       已经插上改革开放翅膀的中国，经济渐渐起飞，但作为经济发展基础之一的通信基础设施却十分落后，“装不起电话”“打电话难”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实现国家通信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关键之一是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程控数字交换机技术和可掌控的产业化能力。

       1991年，历时６年多艰苦攻关，邬江兴带领十几名军队科研工作者，成功地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ＨＪＤ０４”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打破了西方国家长达２０年的技术封锁，“０４机”也被国人骄傲地称为“中华争气机”。

       “中国军人打仗不是孬种，搞科研也不是孬种！我们用了不到６００万元人民币、一两百人，完成了国外要花几亿美元、几千人做的事情。产品性能相当，制造工艺简捷，可价格只有进口的几分之一。更重要的是，这是靠我们的技术内涵，技术实力，变革性的技术创新，打赢了这场无硝烟的战争。”

       在自主创新匮乏的中国，邬江兴有理由为这次胜利自豪。

       以“０４机”为依托，邬江兴担任董事长，国家于１９９５年组建了中国巨龙通信（集团）公司。此后，随着“０４机”等国产程控交换机的量产，国外的程控交换机由最初的每线５００美元，一直跌落到不足５０美元，最终离开中国。

       仿佛是一种巧合，当时中国通信制造领域最好的几家企业：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和华为，头一个字连起来刚好是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巨大中华”——这个名字，一度代表着中国民族通信高技术产业的崛起。

       三、守卫中国信息边疆

       １９９８年，一项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工作——军队停止经商活动，正式在军队和武警部队实施。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举措。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再次“失业”的“邬董事长”带领他的团队——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信息技术研究所，从此集中力量转向为军队信息化和国家安全服务。

       上世纪９０年代末，互联网的“神经中枢”——核心路由器技术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为破解这个难题，在国家８６３计划的支持下，邬江兴团队先后研制出具有完全自主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性能Ｉｐｖ４、Ｉｐｖ６路由器、大规模汇聚路由器和太比特核心路由器，并自主研发出骨干路由器的核心器件“ＮＤＳＣ架构”的交换芯片，以此宣告了我国以互联网应用为特征的信息通信网络“空心”时代的结束。

       本世纪初，第三代移动通信成为世界通信技术争夺的新高地。邬江兴团队再次发起冲锋，不仅掌握了第三代移动通信领域所有的关键技术，而且在世界上首创了基于全ＩＰ的全新体系结构，设备性能比国外提高１０多倍，成本却只有三分之一。

       四、“守卫国家信息边疆，突破核心技术，只能而且必须依靠自主创新。”

       2013年９月，由邬江兴挂帅，联合国内外十余家单位，聚合５００余名研究人员，历时６年潜心研究，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结构动态可变的拟态计算机，并通过国家８６３计划项目验收专家组验收。测试表明，拟态计算机典型应用的能效，比一般计算机可提升十几倍到上百倍。而由“拟态计算”引申出的“拟态安全”概念，在美国斯诺登推开“棱镜门”的今天，将有效地维护我国信息网络空间的安全……

       五、“老兵不会死，只是悄然隐去。”

       2013年１１月２０日，星期三，按照军队正军职最高任职年限的规定，年满６０岁的邬江兴被免去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校长职务。

       那天晚上，邬江兴难得在１０点钟前回到家里。老伴劝他，退休了，以后不要再那么累了……他立刻纠正：“我不是退休，是免职。我还要向世人证明，我不仅能当好一名优秀的校长，还能做一名优秀的教授。”顿了顿，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他轻声问：“再有两天就是周末了，放两天假。唉，你说就不能放一天吗？”

       那天晚上，２０多年来天天要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的他，头一次没有吃药竟然睡着了……

       六、走“弓弦”的成功

       邬江兴，1953年出生，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教授，国家“863计划”高性能宽带信息网总体组组长，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巨龙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等职。

       1984年以来，邬江兴先后领导研制成功6个型号的程控电话交换机，特别是其中的HJD04型大容量局用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于1991年底通过了邮电部的鉴定，并荣获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年邬江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院士。

       2003年中国工程院新当选院士名单中，共有7人当选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院士。这7人中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教授邬江兴年纪最轻，当选为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院士之时还不到50岁。据悉本次增选以后，中国工程院院士达663人，平均年龄69.6岁，50岁以下的不足20人。

       “站在山头上，只能俯瞰；站在云端上，才能鸟瞰。” 邬江兴说。对于1953年出生的邬江兴这位将军院士来说，人生的至高境界尚未到来。

       而邬江兴的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相反，正是因为遭遇了人生的三次挫折，才让邬江兴因为有了身处谷底的力量积蓄，最终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跃上谷峰。

       1、文革的迷茫

       邬江兴陷入了人生的第一次挫折

       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正当少年的邬江兴突然觉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有点不对头。在此之前，在部队大院长大、从小就是“孩子王”的邬江兴还是最有激情的“革命小将”。“国家各种正常的生产秩序全部都改变了，革命群众自己都开打……”邬江兴谈起这些往事至今仍旧唏嘘不已。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邬江兴的父亲邬兰亭也被批斗和审查，这不能不让邬江兴开始质疑这样一场革命的意义了。

       邬江兴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世家。父亲邬兰亭是新中国第一批授衔的少将，后来，儿子邬江兴成为了新世纪第一年授衔的少将。邬江兴是金寨人，家乡那是共和国“出产”将军最多的县份之一。邬江兴的爷爷曾任区苏维埃主席，参加过黄麻起义，牺牲于大别山区光山一带。伯父参加红军长征，在腊子口战斗中牺牲。邬江兴的父亲13岁参加红军，母亲1938年入伍，他在1953年9月诞生于军营……父亲以全身上下几十处伤疤告诉他，当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军人要敢打大仗、敢打硬仗，抛头颅、洒热血，都要在所不惜。

       从小生长在这样一个军人家庭里，邬江兴的骨子里埋下了坚韧不拔、攻无不摧的意志。正是这种意志的存在，使得邬江兴如同父辈一般，在“技术”的战场上打了胜仗。

       对文革已经没有激情只有无奈的邬江兴当起了“逍遥派”。他不再卷入革命小将的“战斗”，而是开始在东西方的古典名著中寻找精神的慰藉。邬江兴开始读一些一般人都没有兴趣看的哲学书和文学名著，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琳娜》等。虽然书看得很杂，但沉浸其中的邬江兴却悟通了很多道理。历史小说通常留下了人类对社会进程的认知，同时也折射出很多哲理，邬江兴悟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才能达到事倍功半的道理。

       对文学和哲学的热爱，让邬江兴的思维变得鲜活和立体，而不容易被局限，这也许是他日后能够研发出国内首台大容量局用程控数字交换机的在思维方式上的原因。

       但是，饱读哲学和文学书籍的邬江兴并没有因此而变成社会学家，他的骨子里依然充满了对自然科学的向往。1965年邬江兴考上了浙江杭州一中但没有去读，而是随父母转学到了安徽合肥的一所重点中学。刚读了一年，文革就开始了。但就是在这一年当中邬江兴参加了物理、数学等各种兴趣小组。由于对无线电感兴趣，刚上初中的邬江兴就尝试着装配五灯收音机了。

       这个时候的邬江兴发现自己不是一个守旧的人，敢于使用前人的知识，站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发明创造。后来，邬江兴17岁时偶然当上了计算机的纸带穿孔员（即数据录入员），当时的电子管计算机足有一幢楼那么大，只有送纸带时能朝机房里面望一眼，一派幽静之中无数红绿小灯闪闪烁烁，他从此迷上了那个“仙宫幻境”。邬江兴这个年纪的人，极少能如他一般亲睹机械计算机、电子管计算机、晶体管计算机、集成电路计算机、大型集成电路计算机、超大型集成电路计算机整个历史系列，从这个角度上说，邬江兴身处那样一个时代又是极其幸运的。

       2、自学的力量

       邬江兴拿着父亲的亲笔信，心中不禁波澜万千

       曾在鄂豫皖苏区和鸭绿江对岸浴血奋战的父亲，对战场英雄视若平常，但谈起钱学森、华罗庚、朱光亚等科学家却推崇备至。当邬江兴也以重大发明震撼中国之时，“放牛娃”出身的父亲为自己的６个孩子中出了这么一个老四而欣慰不已。

       往常儿子家信都只写给母亲，这一次是父子俩平生唯一的正式通信，时间是上世纪70年代初。1969年发生珍宝岛事件之后，军队要进行改革，提拔一些年轻人充实到重要技术岗位上来，这个时候全国的电子计算机还不超过10台，从事这10台计算机维修维护的人员大概不过几百人。

       邬江兴作为其中一员，既感到幸运和兴奋，又感到了巨大的压力。邬江兴开始了勤奋的学习，他到工厂里去学习，跟着老同志们学，并开始偷偷自学补习文化。在晚上值班的时候，邬江兴在书桌上面放《毛选》，下面放《数学》，这样万一临时有人冲进来也可以做个遮挡。然而，有一次邬江兴在偷偷学习之时还是被领导抓住了，逢会就批判他的“白专道路”和“单纯军事观点”，就这样，一个优秀团干部、五好战士标兵被“发配”到农场去种菜喂猪。

       那是邬江兴人生的第二次沮丧。在随后的半年中，他一直处于迷惘和痛苦中。

       这时，父亲邬兰亭给了邬江兴极大的鼓励。父亲回信了，在公文纸上用红蓝铅笔粗粗地写了一大张几十个字，大意是你认准的事就走下去，没有信念是做不成任何事的。邬江兴明白，作为军队高级领导的父亲，是不可能离开当时的政治环境明显地鼓励他走“白专”道路的。邬江兴定下心来，别人白天批斗他，他晚上依然继续学习。

       靠姐姐的朋友帮忙，邬江兴写信拜上海豫园中学校长周风为师，系统学习初中、高中６年的数学和物理。从未谋面的师生，上海与大别山两地传书，一天一封信批改作业，这样的过程仅仅一年多，周老师就说我能教的全都教给你了。邬江兴这时才想起，自己寄信是免费军邮，周老师可是每天自付邮费给他寄信。

       后来在黑洞洞的上海亭子间邬江兴见了周老师一面，那个时候的周老师大概不会想到，自己的谆谆教导不会白费，在若干年后真的教出了一位院士。

       1975年，邬江兴有一个机会，作为开发、生产、使用“三结合”的代表到了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的前身洛阳外国语学院边工作、边学习。学完了大专，继续学习本科课程。从1970开始到1982年，邬江兴一直处于学习状态中，而且是以自学为主，边工作、边学习是常态。

       在这整整12年里，邬江兴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以及科学研究的能力。在这些岁月中，邬江兴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1975年参与了中国第一台百万次计算机的设计；1982年组织了中国第一台5亿次计算机的设计，邬江兴本人就负责主体设计，这一年邬江兴才29岁，在国内计算机界已经是小有名气了。

       3、04机铸就辉煌

       上个世纪80年代上叶，尽管这个时期的邬江兴牵头设计每秒５亿次计算机已经两年，但是项目却因裁军而最下马。原因很简单，当时的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心已经全面转移到经济建设当中去了。在历史的巨臂挥舞之下，邬江兴等这个类型的军队科研人员等于“失业”了。

       这个时期，邬江兴做过一段短暂的“倒爷”，倒买倒卖电脑。不干大型计算机的研发了，总该干点什么吧。邬江兴遭遇了人生的第三次沮丧。一个堂堂的计算机总体工程师“沦落”到去倒卖计算机，邬江兴怎么想都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几番折腾之后，邬江兴受命研发程控交换机，虽然刚刚接手时一窍不通，但凭着自己的积累和意志，邬江兴硬是闯出了一条路。

       这个时期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并没有忘记发展高科技的重要性。1986年3月5日，邓小平对陈允芳、王大珩、杨家墀、王淦昌4位老科学家的来信做作出批示，发展中国高新技术的“863计划”付诸实施。到如今，信息领域成了推行“863计划”最出色的一块领地，通信核心技术、智能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平台、光电子器件、计算机制造集成系统等均获突破性进展，其中最重要的突破之一，就是以邬江兴为首研制的中国第一台容量可达６万等效线的HJD04型局用程控数字交换机（以下简称04机）。

       至今邬江兴不认为04机是天才的作品。在惊世骇俗的第一次喷发之后，邬江兴思维的“火山”已归于深沉朴实。他只说：“因为我走的是‘弓弦’，他们走的是‘弓背’。”

       邬江兴走“弓弦”，得益于他的半路出家。而恰恰因为如此，思维来了一次原创性革命，对这程控交换机，别人看成是计算机控制的电话交换机，他却看成是可以提供电话交换功能的计算机。当时计算机贵为皇冠明珠，邬江兴他们这批IT早期开拓者可以说是新锐一族，果断地对电话交换机的体系结构进行先“破”再“立”，“走‘弓弦’的要义是应当科学地批判和继承前人的知识，因为当现实的技术发展环境改变之后，前人过去选择的‘弓弦’在今天就会变成‘弓背’”。邬江兴说。通常人们因只知传统改良而舍近求远，邬江兴则因另有发明而扬长弃短，这一下就是霄壤之别。

       邬江兴走“弓弦”，也得益于他的知识积淀。而且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曾到上海参与我国第一台军用集成电路计算机的学习维修；曾两次到上海工厂当军代表，监督设计成果投产；又如上文所述邬江兴曾到洛阳参与开发、生产、使用三方联合项目。这些经历将产、学、研的过程打通了，使他明白科研成果的开发设计、制造工艺、资源配置、成本核算、材料核定、工种投入等等“应该在哪儿下爪子”……奇迹渐渐逼近：04机创意有了，如何变成样机，做小容量的容易，做大容量的难，邬江兴和同事们冥思苦想7天7夜，拼命抽烟的蒙蒙雾中，一位姓黄的战友问：能不能用５亿次计算机下马时封存的东西？一句话启发了他，每秒５亿次计算机设计方案被移植到了04机研制上，最后一道难关终于闯过了。

       有一种魅力是邬江兴不肯放过的，那就是走“弓弦”，再走几次，多走几次。在“弓弦”之上，在“亲自”之中，心境才最欢悦，灵魂才最安宁。

       就这样，只有本科学历的邬江兴，带领教研室搞计算机的15个年轻人，用企业赞助的300万元，历时数年，研制出了比当时市场上国外企业提供的同类产品性能更优越的04机，创造了世界通信史上一个神话。30多岁的邬江兴，被媒体誉为“中国大容量程控数字交换机之父”。

       国产04机犹如一道霹雳破空而出，举世惊愕。1991年邮电部组织的鉴定认为：04机“是我国电话交换机技术上的又一重大突破，该机设计新颖，技术先进，达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国际先进水平，其中系统结构和交换网络都有所创新，呼叫处理能力居国际领先地位。”04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课题组荣立集体一等功。而朱基副总理的批示畅快如诗：“在国有企业纷纷与外资合营或被收买兼并后，04机送来了一股清风。”连1995年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了“我国在程控交换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自此“雪崩”效应在市场上出现了。中国市场上的程控数字交换机价格直线下跌，每线从500美元、300美元、100美元直至30美元。交换机一线即一部电话，从我国百姓自家电话装机费的一降再降，就可略窥一斑。跨国企业终于顶不住偃旗息鼓而去，“巨大中华”等国内通信企业群雄竞起，通信网络干线开始逐步实现国产化，以国际一流技术水平建成世界最大的通信网络。到2003年，全国电话座机已飚升至2.5亿部，平均5人一部。当今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固定通信网络这一块尤其扬眉吐气。

       邬江兴的脚步没有停止。1992年以后，邬江兴改进04机，继续开发了HJD04D、D+、E、NGL等8种机型20多个产品；1995年，与北京邮电大学院士陈俊亮、中科院计算所院士李国杰共同主持的国家“九五”攻关项目“CIN-02高级智能网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9年，主持研制“高性能宽、窄带混合数字交换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1年，主持我国第一个采用光传输网承载IP技术的“中国高速信息示范网”总体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县党史县志档案局  胡遵远 搜集整理 ）　　

第九篇：多谋善断的飞虎将军------肖全夫的红色故事

       他是一位长征幸存者；为共和国奠基而战的三大战役，他参加了两次；朝鲜战争期间，他指挥了志愿军在板门店前线的最后一次战斗，出席了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仪式，神情庄重地注视彭德怀提笔签字的情景，成为人类艰难地走向和平的一个历史性的镜头；60年代末，他指挥了中苏珍宝岛之战，使其在冷战时期闻名全世界。他，就是我国开国将军——肖全夫。

       肖全夫（1916—2005），原名肖全福，曾用名肖全起，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之一。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荣誉功勋章。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参谋、科员、股长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至四次反“围剿”斗争，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反六路围攻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抗日军政大学队政治指导员、队长、支队长，科长，大队长，区队长，军分区参谋长等职，带领和指挥部队参加了孟县破交战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代县十里铺伏击战，围歼敌“铁血”部队，帅甲河火车站伏击战和解放玉田、迁安等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旅长、师长等职，率部参加了杨仗子、丰润、五岭山、北宁路、朝阳、义西、辽沈、天津、衡宝等战斗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军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兼参谋长、副司令员，东北输油管道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原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等职。他率部参加了湘南剿匪、保卫粤东海防斗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组织指挥了嘉（禾）蓝（山）临（武）战役和梅岗里东山、马踏里等战斗。他主持领导了东北输油管道和国防工程、边防设施建设，使边防部队的执勤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在原乌鲁木齐军区任职期间，积极推动军政、军民和民族团结，维护了新疆的政治稳定，为新疆的战备建设和军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肖全夫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是党的第十二次、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四、十五、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

       肖全夫走上从军之路的红四方面军和成为高级指挥员的第四野战军，都以多出猛将而著称。很多八面威风的都战将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他们剽悍勇猛、气吞万里，并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展现出浓厚的个性化色彩，于是民间出现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传说。而有关肖全夫的故事则多是围绕他智谋的一面传说的，因为他不仅勇猛，而且多谋善断。

       1、“念咒”掀翻铁甲车

       1947年秋，国共两军战事方酣，肖全夫率部破袭北宁铁路。这条从北平通往沈阳的重要铁路干线，是国民党军连接东北和关内的重要交通生命线。当肖全夫的人马追击狗河桥逃敌至网户屯车站时，突然遭到敌人护路铁甲车的阻击。

       这辆铁甲车堪称巨无霸。它身背两寸厚的钢板，共载兵员200余人，装备有固定的山炮、野炮和大批重机枪，被国民党军自诩为“铁老虎”。机枪和小炮打不穿；用炸药包也无法奏效，因为它机动性强、火力猛，当进攻者付出重大伤亡靠近车身时，它早已经轮子一转跑得没影了。

       肖全夫带着各团团长趴在山梁上眺望半天，别人都在看车上的枪和炮，唯独他死盯着铁甲车的轮子。

       “能不能让敌人的车轮停下来？”肖全夫眼珠骨碌碌地转着说道。

        “可咱们上不了车啊！”一位团长望着架在铁甲车上的机枪犯愁地说。

        “上不了车还爬不上铁轨吗？”肖全夫眨巴着眼睛说。

        团长们眼前一亮：“对，怎么早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各团的工兵立即出动了。“铁老虎”向东，他们把西进的路基拆除，“铁老虎”向西，他们把东边的铁轨锨翻。很快地，它的活动范围剩下的不足千米，“铁老虎”成了铁棺材。

       敌人打出了白旗。不费一枪一弹，肖全夫生俘了这个铁轨上的巨天霸。老百姓把这件事传得神乎其神，说肖师长会法术，一念咒，天上飞下千万把镐头，愣是把铁甲车掀翻了。对于这些说法，肖全夫置之一笑。

       “世界上没有无敌的武器，只有无敌的人，智者无敌。”多年后肖将军如是说。

       2、两次负伤感悟深

       肖全夫将军的大脑中似乎充满了指挥战争的技巧。其实不然，他和毛泽东麾下的众多开国将领一样，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他的指挥才能更多的是源于经验和悟性。

       1932年，高大威猛的肖全夫从战斗部队调往红四方面军总部精锐手枪队担任排长，这支部队实际上就是红四方面军领导和机关的卫队。此时，年方16岁的肖全夫已是经历过大小数十次恶战的老兵了。

       肖全夫跟着红军队伍离开大别山的两年多时间，是红四方面军战事最为频繁的时期。部队从鄂豫皖转战到川陕，几乎每天都在作战。两年过去了，一个又一个人倒在了漫漫的西征路上。肖全夫在这场残酷的淘汰赛中完成了自己的军事启蒙教育。

       这两年里，肖全夫在和武器的较量中曾经吃了两次苦头。

       第一次发生在1932年初春的皖西北。那是一个笼罩着浓雾的清晨，肖全夫带领一个班外出执行任务。走到一个山坳里时，肖全夫突然听到不远处有杂沓的脚步声。他立即示意战友们停下来。一阵风掠过，雾霁突然散了开来，红军和数倍于他们的民团几乎同时发现了对方。枪声骤然响起，几个敌人被击中倒下了。肖全夫手下的十几名百里挑一的警卫战士，个个都是百步穿杨的神枪手，射出的子弹像长了眼睛，敌人阵脚大乱，许多人缩着头准备逃命。他们就是当地民团顾敬之部，人数虽多，但均是土顽，装备和战斗力很差。

       本来趁着这个机会，肖全夫是可以撤离的，但是一看敌人很“软”，红军战士们来劲了，开始发起主动进攻。不一会儿，雾完全散了，慌乱的敌人渐渐稳住了阵脚。当他们发现红军人数很少时，便大起胆来，战场形势顿时逆转。

       肖全夫立即命令战友们撤退，自己边走边打断后。红军战士们排命地跑着，但是终究没有跑过子弹。突然一颗子弹追上了肖全夫，他清晰地看见自己殷红的鲜血汨汨地流出来。　　

       这是参加过四次战争、数十次战役、百余场战斗的肖全夫负第一次战伤，战胜他的是最原始的热兵器——步枪。　　

       第二次负伤是在川陕苏区。有一回遇到空袭，部队疏散隐蔽的时候，肖全夫怎么也不相信那个笨乎乎的“铁鸟”能把自己怎么样，他英勇地参加转移物资的行动，由于没有注意隐蔽，结果右腿被弹片炸伤。　　

       少年时代的两次死里逃生给肖全夫留下的纪念是右腿比左腿短了一截，这使他成为开国将领中独有的“短腿”将军。但是腿短了，他指挥作战却变得迅捷如闪电，决不脱泥带水。一些老首长因此亲切地称他为“飞虎”。　　

       肖将军曾说，正是那两次经历使他悟到了许多东西。这些感悟深刻地影响着他，经过几十年战争实践的淬火，逐渐形成了他审视战争的独特思维方式，指引着他不断地取得胜利。　　

       就像武功可以出神火化一样，经过刻苦的磨砺，人的智谋也可以磨练到一种特殊的境界，甚至神机妙算，近乎特异功能。犹如肖全夫指挥的五岭山阻击战就是这样。

       3、大获全胜的五岭山阻击战　　

       1947年的9月，31岁的东北民主联军9纵第26师师长肖全夫带领他的队伍，从冀东出关作战，在东北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打的第一仗，对手就是陈诚手下的两个美式装备的机械化师。　　

       当时陈诚刚刚赶走熊式辉，夺得了东北的统兵大权。为了给陈诚一个下马威，以挫其锋，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派出黄永胜的8纵，围歼陈诚爱将王铁汉的49军于杨家杖子，同时调詹才芳的9纵出关打援，在战役发起后，阻击锦西、兴城来援之敌。　　

       此役打援任务非常艰巨，因为当时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兵力尚有优势，士气未散；辽西紧邻国民党屯有重兵的沈阳、锦州，一旦敌人援兵突破我军阻击阵地，不仅消灭王铁汉的战役目的无法实现，8、9两个纵队也可能无法脱身。　　

       8纵装备不错，攻击力强。而9纵武器较差，全纵队只有7、8门山炮，而且由于长期在敌后坚持战斗，以游击战见长，和陈诚这样的对手较量还是第一次。　　

       对于这一点，8纵司令员黄永胜心中有数。他越想越不踏实，于是亲自给肖全夫打电报说，我们歼灭杨家杖子的敌人问题不大，就看你们能不能堵住援敌了。话语中含着明显的担忧。

       9月18日，肖全夫接到9纵指挥部的命令，要他率部于22日拂晓前，进至杨家杖子东南设伏。此时连日行军出关的肖全夫师距预定阻击战场还有300多里。在师党委会上，有人埋怨纵队不了解实际情况，部队千里驱驰，异常疲劳，天又正下着大雨，三天时间走300里，是不可能按时到达的。为此，他们建议等雨停了再走，以使部队得到一点休整。更多的人认为，这么大的雨天，敌人的机械化部队也不会行动。　　

       大伙议论纷纷，而肖全夫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地图上的五岭山。这座山东距锦西10公里，西至扬家杖子16公里，峰高524米。看着看着，肖全夫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它的位置不正是像人的脖子吗？谁卡住了它，谁就控制住了锦杨通道。　　

       什么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才是真正的兵家必争之地！我能看出来，陈诚和他手下那么多将领就看不出来？而且一旦锦西之敌在我之前进占五岭山，会是个什么结果？　　

       肖全夫越想越不安。就算不停下来躲雨，按纵队司令部的时间表行动，也未必有把握能抢在敌人前面。他再也不敢想下去了，站起身大声命令：“部队立即出发，哪怕走得只剩一个人，也要抢占五岭山！”　　

       如注的大雨中，疲惫不堪的将士们开始了三天三夜的急行军。路上不断有人倒下，但部队却继续前进。看着这些跟随他浴血多年的冀东子弟，肖全夫热泪盈眶。　　

       肖全夫带领先头部从于21日凌晨到达五岭山。当天黄昏，他的三个团也以日行军百里的速度，提前12小时抵达预定战场。入夜，部队顾不上休整就开始向主峰攀登。当76团1营2连登上前沿323高地时，发现敌暂60师一个连已经爬到了半山腰。“好悬！”望着敌人乱轰轰往上爬的影子，76团团长倒吸了一口凉气。部队哪怕只要晚到片刻，让对手占领了阵地，两个纵队恐怕都有可能陷入不测之境。他想起肖全夫趴在地图前的情景，不由地赞叹道：“师长快赶上半仙了！”　

       2连一阵火力急袭，敌人懵懵懂懂地被打下了山。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三天之前还在300里外的共军，怎么会赶过了他们的汽车轮子。　　

       22日清晨，战幕拉开了。　　

       蒋军暂60师和第26师以七个团的兵力向肖全夫师阵地展开全线进攻，这是肖全夫师成军以来经历的最激烈的一场战斗。敌人先以重炮猛轰，接着又出动了装甲车掩护、步兵连续发起集团冲锋。肖金夫师仅守卫323高地的2营5连就伤亡惨重。由于官兵们的英勇顽强，再加上抢占了有利地形，靠汉阳造和三八大盖装备起来的26师挡住了陈诚美械装备的七个团30多个小时的轮番攻击，取得了出关后第一场恶战的胜利。　　

       纵队司令员詹才芳向前线打来电话，兴奋地告诉肖全夫：“由于我军牢牢地控制了五岭山，黄永胜的8纵在杨家杖子几乎全歼了敌49军，只有军长王铁汉带少数人漏网。这可真是给了陈诚当头一棒……”　

       4、扬我军威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1969年2月，在东北中苏边界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肖全夫受军区党委之托，将苏军对我进行武装挑衅的情况整理了一份材料，上报中央军委，并直接到北京向中央请缨。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听取了他的汇报，总参作战部长王扶之陪同。　　

       温玉成问：“如果反击，你们准备选择在什么地段？”　　

       “珍宝岛。”肖全夫答道，“目前，我们边防站兵力单薄，除了已经把各军的侦察连调上去以外，还准备动用一些部队作为二线的预备队。我们立足于小打，也防备了他狗急跳墙。”　　

       温玉成说：“你们呈送军委的报告我们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有关情况也直接向总理和主席做了汇报。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对苏修的武装挑衅，要坚决予以反击。只不过，规模尽量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即这是一场局部的边界冲突！”

       1969年3月2日　，苏军在珍宝岛悍然开枪袭击我边防站长孙玉国带领的巡逻队，早已严阵以待的我边防部队奋起还击，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这一战历时达90分钟，我军牺牲了20人，苏军亡40余人，伤30余人，击毁苏军装甲车、指挥车、篷卡车各1辆。当日，沈阳军区决定在前沿设立虎（林）饶（河）前指，由肖全夫和军区李少元副政委负责统一指挥。　　

       肖全夫的前指设在离珍宝岛不足10公里的五林洞。他调动1个步兵团，3个炮兵营，1个通信连，18个炮连、侦察连和机枪连，并将23军67师作为战役预备队进驻牡丹江市。　　

       周总理在北京问前来参加党的九大筹备工作的陈锡联，谁是前线指挥员。当听说是肖全夫的时候，总理笑着说：“这回苏军可是遇到对手了。”见陈锡联有些疑惑不解，周总理解释说：“我记得，这个肖全夫曾是南京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哩，那里的教官都是苏联人，对苏军的那一套，他肖全夫清楚得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