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平度州志·选举表》和民国《续平度县志·选举表》收录平度古代进士51名，其中武进士7名；举人204名，其中武举人43名；“五贡”（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460名；其他出身246名。按照清制，官吏出身有“正途”和“异途”之分。经科举考试，录取为进士、举人、贡生而授予官职的为“正途”出身，亦称科甲出身；其他由荐举、荫袭、捐纳、例仕、议叙、考授、吏员、行伍等出身而得官者，被称为“异途”或“杂途”出身。“异途”出身有规定，“非经保举，不得任京官及正印官”，只任地方上的“佐杂”之官，很少有升任中级官员者。而且这个出身，就像今天的学位，终身享有，不随官职升迁而变更。
一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起源于隋代。隋以前，先秦实行乡里举荐制度。汉代实行察举制度，规定由地方主要长官每年推荐一定数量的人为官，推选的标准以德行、经学、乡闾清议为主，并实行荐举者与被荐举者连坐制度。这时期，平度有名的官吏为宁戚和公沙穆。
宁戚，春秋齐桓公时人，因“饭牛而歌”得齐桓公和管仲重用而被拜为大司农，主管齐国经济。在宁戚身上，先秦的荐举选人机制得到充分体现。先是宁戚的“毛遂自荐”，而后是管仲和齐桓公的慧眼识英才，造就了宁戚作为齐国著名政治家的事功。公沙穆的事迹见于《后汉书·公沙穆传》，说公沙穆“家贫贱，自为儿童，不好戏弄”，“长于《韩诗》、《公羊春秋》”。他谢绝富人王仲想助他走行贿当官的捷径，决心走孝廉入仕的正途。孝廉是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汉武帝以后形成制度，由各郡国从所属吏民中荐举，标准是德才兼备，“皆有孝悌廉公之行”。举孝廉者往往被任为郎。公沙穆因勤学苦读，学有所成，且才德皆佳而被举为孝廉，先后任缯侯国相、弘农令，最后官至辽东属国都尉，“秩比二千石”，属于当时的高官。明清以孝廉代称举人。
魏晋以后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推荐的权力不再交由地方官，而是由朝廷统一任命“中正”官，专门负责举士选才。这些中正官担任本籍州郡的大小“中正”，由他们把地方人才划分为九个等级，上报给中央，由中央任用。中正官评价人才的标准除察举制度所规定的内容外，还增加了“家世”和“才实”条目，注重品德与能力相结合，比汉代较为完善，一时间“儒雅并进”，起到一定积极的效果。但“中正”官，多为本地的豪族大家所把持，选拔标准多以家世出身为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选才结果，阻塞了寒素人才入仕。这段时期，中国北方和南方地区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有关平度的史料很少，未见有平度人出官入仕的史书记载。
隋朝统一全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始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造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科举史上新的一页。
唐朝承袭了隋朝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其中明经、进士两科为常科的主要科目。明经、进士两科,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其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取举人赴试皆须投状，居首者为状头之意，为科举中最高荣誉。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鸿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如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有史记载，唐朝胶水县（平度，下同）唯一的进士是蒋钦绪。唐中宗时，任太常博士。景龙三年（709年）冬，举行祀天大典，国子祭酒祝钦明为取媚韦后（唐中宗后），主张皇后陪祭。蒋钦绪据“礼”力争，写了《驳祝钦明皇后助祭天地议》，揭露祝钦明的卑鄙。新旧《唐书》、《资治通鉴》、《文献通考》都对这场礼仪之争做了记载和评述。唐中宗开元初年，蒋钦绪历任吏部员外郎和吏部侍郎，负责考评和选拔地方官员，以爱才荐贤深受后人称道。
需要说明的是，唐朝选官，科举不是主要途径。封爵、帝亲、勋庸、资荫、胥吏、技巧等都是做官途径，这些途径虽称“诸色”，但任官者是科举出身的十多倍。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录取名额比前朝增加很多。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还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州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度，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宋代科举还建立了糊名和誉录制度。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誉录，就是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写。这样，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目的在于通经致用。
宋代，胶水县为“望”县，即上等县，出了三位进士，分别是祁暐、蔡齐、蔡延庆，《宋史》中均有传。最著名的要数蔡齐。论科举功名，他考中状元，而且是平度历史上唯一的状元；讲仕宦职务，他仕至参知政事（副宰相）。蔡齐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以莱州贡士的身份赴汴京应中央礼部试，考试题目是宋真宗亲自拟定的《置器赋》。宋真宗见蔡齐卷有“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的语句，认为有“宰相器”。殿试时，又见他“仪状俊伟，举止端重”，对宰相寇准曰：“得人矣”，当即定为进士第一。“诏金吾给七驺，传呼以宠之”。后世状元例得此荣，即自蔡齐始。蔡齐卒后，欧阳修给他写行状，范仲淹为他写墓志，元修《宋史》给他立了大传。
蔡延庆，蔡齐侄。年青时考中进士。宋熙宁五年（1072年）以对西夏作战“应办熙河军需功”，进龙图阁直学士。此后，升任知成都府兵马都钤辖，成为镇守西南边陲兼管文武的最高长官。后来蔡延庆又任过开封府知府、翰林学士。62岁时卒于吏部侍郎任上，是一位才兼文武的人才。
祁暐，淳化三年进士，历任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潍州知州，以孝入选《宋史·孝义列传》。其孝迹也着实感人。是说其母死后，祁暐即辞官不做，于母亲坟侧构筑一小屋，边守护边哭泣，吃着素食度过了六个寒冬，脚指头都冻掉了两个。白乌和白兔感其孝，都驯服地围绕在坟侧和他做伴。宋真宗听闻此事，特下诏旌表其美德，并赐布帛三十匹、粟米三十石，令地方官每月慰问。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以平度现存史料看，作为当时的大县，胶水县没有一个科举显闻的文人入仕，而以军功致仕的武将倒有好几位。如武将世家崔世荣、崔澍父子，以及《金史》中有传的徐文，均为行伍出身，以武功起家。
明朝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进学校成为科举的必由之路。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进入国子监学习。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院试合格者称生员，俗称秀才，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国子监是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称为监生。明代的监生有四类：举监、贡监、荫监、例监。举监指由翰林院从参加京师会试落选的举人中挑选入国子监学习者；贡监指全国府、州、县各学向国子监贡举有才能入监学习者；荫监指三品以上官僚子弟或勋戚子弟入监学习者；例监指国家财用不足，捐纳者的子弟入监学习者。监生可以直接做官。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又称“大比”。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考中者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平度科举史上第一位也是明代平度唯一的解元是崔桓。嘉靖十四年（1561年）崔桓考中辛酉科山东乡试第一名。但是崔桓以后的路并不顺，屡应会试不第，出仕后只做到武邑知县。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考中者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用黄纸书写，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解元、会元、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严重束缚人的思想，故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
明代是胶水县科举功名蒸蒸日上，文化名人辈出的时期，共出了18名进士。其中洪武十八年（1385年），胶水人侯庸考中进士第二十二名，宣告了莱州地区自金元以来文化衰落的终结。侯庸出仕后，官至吏部侍郎，深为朱元璋倚重，成为吏部名臣。
明天顺八年（1464年）和弘治三年（1490年），平度的一对兄弟官廉、官贤分别考中进士。一家出了两进士，一时在平度传为佳话。兄弟二人出仕后，官廉官至户部郎中，官贤官至陕西提学佥事，皆以廉职能著称。官贤之子官一夔，正德五年（1510年）举人，曾任河南卫辉府同知，清康熙《平度州志》即收录其为明嘉靖《平度州志》所作序文一篇。
嘉靖五年（1526年），丙戊科会试后，平度人傅汉臣、李学诗、崔廷槐3人同科考中进士。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和乾隆《山东通志》统计，此次考试，全国1330余州县共录取进士300名，平度占了1%，应该说比例是很高的。
傅汉臣，官至监察御史。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十年三月，御史傅汉臣上疏赞同户部试行赋役改革，建议推行“一条编（鞭）法”。认为“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总于府，各府总于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审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通令各府州县永为遵守，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这是史书记载“一条鞭法”最早的文献资料。到万历初年，“一条鞭法”终在全国实行，成为中国赋役史上一次重大改革。
李学诗，官至太子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充经筵讲官，成为太子的辅导老师之一。明代的翰林官员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据《明史·选举志》记载：自明英宗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即十分之九）。所以一为翰林，便有“诸相”之誉。有明一代近300年，平度人入翰林者，先是洪武年间的司宪，此后任翰林官员者，唯有嘉靖年间的李学诗了。
崔廷槐，官至四川按察司提学佥事，主管一省学政。曾任嘉靖《四川总志》编纂。崔廷槐长于诗文，有诗文集《楼溪集》被辑入《明史·艺文志》中。从现存诗文创作数量和质量看，平度古代文人成就最高的应属崔廷槐。
明朝末年，最有名的平度人当属何复了。据《明史·何复传》：何复，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曾任高县知县（“高县知县”为《明史》所记；康熙《平度州志》载为“嵩县知县”；道光《平度州志》又载为“高邑县知县”。作者注），累迁工部主事，进员外郎，崇祯十七年（1644年）擢保定府知府。时李自成大军刘方亮部包围保定府，何复与保定同知邵宗元誓死守城。北京城破，崇祯帝自缢的消息传来后，何复仍拒不迎降。明朝督师大学士李建泰逃到保定，手举“尚方宝剑”强迫邵宗元用印纳降，邵宗元抵印厉声曰：“我为朝廷守土，义不降，欲降者任为之！”何复则点燃西洋巨炮，坚决抵抗。俄顷，城楼中火箭起火，何复被火焚死。何复，就是生当这一历史风云巨变之际的一位平度名人，也是一位因“义不屈节，誓为明朝而殉”和“与农民军对抗到底”而成为后世史家评价不一的历史人物。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待，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因科举制度禁锢士民思想，1898年废止八股，改用策试。戊戍之变后，仍复八股取士之制。1905年，推行学校教育，科举乃废。
清代平度考中进士者最多，有29名，其中文进士22名，武进士7名。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陈肇考中进士，入选翰林，任编修，成为平度科举史上第二位也是入清以后第一位翰林官员。道光四年（1824年），陈肇升任监察御史。道光九年（1829年）出任常州府知府。他写的《奏为今日民生吏治大概情形折》、《奏请各省保举人员严核事实折》、《征收钱漕积弊折》、《盐商浮舂盐斤、暗侵国课折》，揭露了官场黑暗和吏治腐败，史称他“正直敢言，章十余上，皆切中时弊。”
同治四年（1865年），戴恩溥进士中式，初任兵部主事，后升监察御史，再任工科掌印给事中。他久任科道，所上章奏多论大事，他写的《请禁浮收银两折》，如实揭露了莱州府属5州县任意浮收的情况。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戴恩溥又升任广西右江兵备道。
光绪九年（1883年），王培佑以殿试二甲第九名的成绩中进士，入选翰林院，成为明清两代平度人科举考试名次最高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王培佑任监察御史。次年，发生了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德人在划定租界时企图进一步强占包括平度南境在内的九百平方公里土地。王培佑与戴恩溥联名上疏朝廷，最后挫败了德国人的强盗行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王培佑升任顺天府尹，成为首都最高行政长官。
二
古代科举制度，除上面所叙文科外，还有武科，是专为选拔武官而设的考试，称武举，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0年）。考生来源于乡贡。明代中期始定武乡试、会试制度。清沿袭之。考试分马箭、步箭、弓、刀、石等，称“外场”；又以默写武经称“内场”。考试顺序及功名与文科相同，仅在前加“武”字以异之，如“武进士”、“ 武举人”等。初试归学政主持，乡试以该省巡抚主考，会试以大学士、兵部尚书、都统、侍郎为考官。1901年废止。
武科虽然也是功名，但地位实不能与文科并比。即使中了武状元，也并不被社会所重，一般位至提督、总兵也就算到了头，而位居提督、总兵之上被尊称为“大帅”的封疆大员总督，则几乎全由文官担任。
有清一代，平度中武举人43名，武进士7名。武举人，按常例一般选授最低级武官千总或把总，有个别人能仕至守备或都司。平度武举人出身任职最高的是道光乙酉科的许延庆，由兵部差官选授浙江严州守备，升台州都司，后升象山副将，成为高级武官。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武进士崔锡麒，先任宫廷侍卫，后外放贵州，历任贵阳守备、铜仁都司、水城游击、定广副将，署古州总兵，赏戴花翎。
三
以上是古代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以“正途”身份入仕的情形（宁戚、公沙穆时代，未实行科举制度，故两人入仕亦归入“正途”）。“异途”出身做官的情形比较杂，以明清两代最多。
一是荐举。一般是皇上下诏，由地方或部院举荐贤良方正、孝廉方正者，中选者授以官职。诏举贤良没有固定时间，被举者的资格也没有严格限制，往往被视为非常设之制科。制科就是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孝廉方正科、经济特科、博学鸿词科等均属此类。清代开这些科目的目的在于选拔一部分士大夫、“隐逸之才”或“洞达中外时务”之才为其服务，以表优待“异等之才”。中选者授官也较高，如知县、州佐、翰林等。平度以荐举（制科）出身做官的，明代有3人，分别是韩膺（官至吏部侍郎）、李官义、李守义（官至真定府通判）；清代有4人，分别是孙林（晚年不第，肆志于古文经史，著述甚丰）、尚经方（尚文，未仕，上书《水利》一策，显示有经济才能）、于志湘（南汝光兵备道员、“中州第一干员”于沧澜庶兄，未仕）、崔怡善。
二是捐纳，或称援纳，即出钱买官。统治者采用此举，可能是出于弥补财政收入和从政治上平衡汉族士大夫势力的考虑。买官可以买虚衔，也可以先捐监生功名，再以监生出身捐实职官。可以为自己捐，也可以为亲戚捐，甚至为幼童、死人捐，是明清两朝一大弊政。作为“异途”， 平度以此类身份出仕者最多，分别是明代48名，清代52名。官职也往往较低，以吏目、典吏、巡检、千总、主簿、教谕、训导、县丞、州同、知县、鸿胪寺序班、布政司理问等职为多。
三是例仕。即生员不经考选援例纳捐入监者，例贡、纳贡属此类，非“正途”出身。清代平度以例仕身份做官者40人，任职情况与捐纳类同。
四是议叙。清制，在考核官吏后，对成绩优良者给予议叙，以示奖励。议叙的方法有两种，一为加级。一为记录。如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平度人贾毓祥，在左副都御史任上，遭魏忠贤“阉党”诬陷去职而闲居在家（平度北境界山贾家村）。崇祯五年（1632年），孔有德、李九成叛军围攻莱州城，贾毓祥作为莱州府著名“乡官”，被山东巡抚徐从治、登莱巡抚谢琏和莱州知府朱万年请到城里共商大计，毅然留在城里协助守城，并向崇祯帝上了著名的《公乞急救莱城疏》，可谓“一字一泪”、“一字一血”，充分表达了贾毓祥对朱明王朝的耿耿忠心。事后，贾毓祥因保卫莱州城有功，被蒙旨从优议叙，所加勋阶不详。张武烈，前明廪生。清初因“倡率乡勇，保障乡闾”有功被选任江宁府同知，后调靖沅道，随清军进云贵平“吴藩”，张武烈因筹办军需有功被议叙。道光《平度州志》收录平度受到议叙奖励者68名，其中明朝2名，清朝66名。议叙原因以军功、办赈、捐赈、捐修城工为多。被议叙者，在职的加级、记录；无职的或直授实职，如李荣被授崇明县县丞、白玉田被授布政司经历，更多的是被授予虚职，议叙个八品衔、九品衔而已。
其他以荫袭、考授、吏员、行伍等“异途”身份做官者，因人数较少，在此不一一解释。
参考文献：道光《平度州志》、民国《续平度县志》、《平度史话》（李树著）、《后汉书》、新旧《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