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浙西仙霞山脉东麓、海拔1200多米的原周村乡田青洋自然村。这里过去是“三年听不到公鸡叫，四年听不到锣鼓响，出门就爬坡，吃菜见红锅”——穷得叮当响的小山村。自我出生起，我家的房屋已变换过几次，随着时代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发展，房屋建造格局逐步优化，更适合居住。
我家最早的老屋是上世纪60年代初建造的，泥木结构，坐北朝南，四面出水，背靠30多米高的小山头。令我记忆犹新的是，我们家只有四间泥墙屋，一家10口人，一日三餐围坐在屋里一张八仙桌前吃饭。每当我们兄弟放下碗筷，爷爷总对我们几个孙辈特别“关心”，要检查一下饭碗里、衣服上有无饭粒，哪怕只有一粒饭，爷爷也要伸手取下，塞进嘴里，他老人家珍惜粮食的程度，令我们敬佩。
当时，父亲雇用泥瓦匠、木匠，动手建造了泥木结构的房子。许多亲朋好友来义务帮工，挑泥的挑泥，扛石头的扛石头，大家忙得不亦乐乎。父亲不分昼夜操劳。哥哥、姐姐们也起早贪黑盯在建房工地现场，累得连坐在地上都能打盹睡着。那个年代，屋顶上的瓦片也是自制的，请来做瓦匠，自家挖瓦泥，瓦匠经过模具定型做出土坯。再造个瓦窑，把土坯搬进窑内，用柴火烧两天三夜，才烧制成红瓦片出窑。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我和全国农民一样，拥抱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那年，我高考落榜，到周村乡初中当代课教师，父亲病逝，两个妹妹辍学，最小的小妹刚8岁。20岁的我，带上母亲和3个妹妹，举家搬迁到黄家山林场(白水洋村级)，在那里安营扎寨，承包了林场里的120亩茶山，进行经营管理。记得那时，白天到学校教书，晚上回来做茶叶，茶山平时的经营由妹妹承担。她们为了多增加收入，在茶树丛里套种玉米、大豆、马铃薯、萝卜等农作物，茶山的除草、施肥、雇人釆茶等事宜都由妹妹去完成。而母亲也没闲着，一年要养几栏鸡，每栏50只，是放养的土鸡；还要养猪，一次饲养5头猪，一年出栏几次，村里人每次路过我家，看到猪栏里的猪，无不露出羡慕的目光。当年，加上茶叶出售的收入，一年纯收入达1.8万余元，当年就成为万元户。
1983年我又从集体山场中承包了300亩，进行开发、植树、抚育苗木。为了方便经营管理，就向原茅坂乡株树村(现为凤林镇株树村)租用了一块地，建造房屋。选址就在乡道边，房屋为砖木结构，墙体用红砖，门窗用木头，半土半洋。砌墙的红砖、屋顶的平瓦是从石门砖瓦厂买进的，拖拉机一天只能拉一趟。
经过几个月的奋斗，新房终于落成。装修简朴，客厅摆的还是黑白电视机。乔迁新居的日子，按山里人的风俗习惯，家里摆了20多桌酒席庆祝。那天，母亲和妹妹乐开了花。
2001年，为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支持白水坑水库建设，我家移民搬迁至凤林镇桃源村。刚到异地，只有一块土地，按移民政策，也只有“三通一平”，即水通、路通、电通、土地平整。这年春节，只好与妻子、女儿、母亲在简易棚里过度。地基按人口多少，分大、中、小户，进行统一规划和设计。我家五口人，属中户，宅基地有120平方米。经过半年的紧张施工，一幢钢混凝土结构的新房落成了。尽管不是很豪华，但是空调、热水器、大阳能等家电齐全，居住环境大大改善。
妻子于2002年，经教育部门批准，在家里腾出一楼，创办了移民点首个幼儿园，为移民村孩子上幼儿园提供便利，幼儿人数由当初的10来个，发展到如今的80多人。
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家家户户住上新楼房，简直是乡村别墅群！
作者：谢义虎